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8-14 13:31 编辑
三、上书机务股
就在机务学员招收之前、大概是五六月份吧，我曾经给当时的机务股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我根据自己的观察，给机务股写的建议信。我到了黄海农场之后，发现这里的土地非常平坦，条田建设的规模化、规范化都很好，因此建议改变耕作方法和轮作制度。
我给出的这个方法，是采用“无环节套耕法”。这个“无环节套耕法”，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我在黑龙江省凤凰山农场时就学会的。听说，还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呢！在黑龙江省北大荒的时候，因为是在小兴安岭的地方开垦，这个方法虽好，但很难被广泛使用。
北大荒开垦的土地，是在山岗、山坡与大草甸子上的不规准土地。“无环节套耕法”，就很难施行。而今在苏北的农场里，在条田化耕作管理的情况下，使用“无环节套耕法”是最为适宜的。
我在信中建议：简易改造地边、地头结构，合理布局农作物种植等。但这封信寄出之后，再无回信，如同石沉大海。我也感到挺灰心的，再也不愿去过问这些事了。因为我始终是个到一处爱一处，干一行钻一行的人。在我的心中，对于农场的建设，确实还有许多合理化的提议和建议呢！
时间过去了十六七年，我已经是苏州物资系统的一名业务员。在一次出差连云港、入住新浦一家宾馆的时候，又把这段早已沉寂多年的往事，给翻了出来。
与我同房间住宿的人，是个年近五十岁的人。相询之下，他居然是在黄海农场工作的，这也算是“他乡遇故交”了。我就把我在黄海农场的十年经历，粗略地告诉了他。
当他知道我是民生十一连工作的人之后，便问我：“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吗？”
我说：“十一连的人我基本上都认识。你要打听谁呢？”
他说：“我要打听的这个人，名叫万汝藩。”
我惊讶极了，便问：“你要找他做什么，你认识他吗？”
他说：“我不认识他。”接着，他就把我当年关于“无环节套耕法”的建议信，又向我讲了一遍。
听后，沉默了半晌。我开口了：“我就是万汝藩。”
这次轮到他惊讶了：“这么巧，是么？”
我掏出了自己的工作证，递给了他看。
他把工作证还给了我。问：“当年，你为什么不到机务股来呢？我们对你的建议，还是很感兴趣的呀！”
我讲：“有兴趣，你们怎么不来找我呢？在连队里，我只是个小农工、小知青，要劳作，也没有自由呀！”
他点了点头。并且还告诉我：“你的这封信，我现在还收藏着呢！这足以说明，当时你对农场建设的关心和关情。”
如果这封信真的还在，那就还会有用的。我相信：我的建议，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在盐阜平原上农场大规模的条田中，我提议的“无环节套耕法”是最适用、最合理、最节俭的农田耕作法。
讲得再远一些。当年下乡的知青们已进入垂暮之年，社会上又掀起了一股“知青”热。如果这封信真的还在，我建议把它交到农场的“知青博物馆”里去。这封信见证了那一段历史，也说明了一个时代中一名知识青年的情怀。
四、悲喜情难尽四、悲喜情难尽
1969年12月22日，我们由民生三队，正式命名为三营十一连。连队组建的新领导班子，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指导员由1968年下乡的南京知青曹建国担任，他原来是三营营部的书记员。连长由泗洪人裴有能担任，主管连队的全面工作。
副连长王治兵，他是滨海县人。退伍转入农场的士兵，主管连队的思想与政治工作。
副连长王道安，泗洪人，主管连队的生产。
副连长方冬梅，女，1965年下乡的南京知青，分管妇女连队的工作。
而与王治兵同来民生三队的徐维来，调往别处，另有任用。 包括果园人员在内，男生被编成三个排。朱鹤林在回忆中对我讲到: 一排排长是泗洪人刘金山，副排长是苏州知青金阿兔; 二排排长是泗洪人周光荣，副排长是泗洪人路道全; 三排排长是泗洪人高春尧，副排长是淮安知青钟桂华。这个回忆，大致上是不错的。
七团团部和二师师部，都设立在大有镇上。因此，大有镇上又建了好大一片红砖新瓦房。这年年底，二师召开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另一个说法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
我们连派出了七名同志参加。我记得的有：孙爱玲、胡菊英、齐颖、张苗楼。其他三个人的名字，我就想不起来了。会议结束后，孙爱玲还带回了一首《兵团战士之歌》。歌词和曲谱，都是她亲手抄的。后来，我在连队的大场上还给大家教唱过这首歌呢！
兵团和七团都组建成功了，我们还是穿着自己的衣裳。没有发军装，也没有见到枪。在连队的土场上，我们倒是用木棍操练过。也学会打着背包，练习过夜行军。在七团组建筹备时，成立了警卫连。我们连有两位苏州知青被入选，他们是男生施铁猛和女生候龙妹。这两个人应该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都是根红苗壮、可以信赖的人。
他们的确是发过、穿过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也有几支枪可以操练。他们一面参加劳动，或者在师、团开大会或有集会时，负责警卫和警戒工作。按照当时的政治与各方面的情势来说，他们才是我们团可称为“天之骄子”的部队。
正当人们欢庆为兵团的成立的时候，五营十六连——即原来的“民生七队”——却传来了一位女知青死亡的噩耗。这位女知青名叫蔡祖芳，是苏州人。听说下乡之前，是十一中的学生。据说，她的家庭出身还不太好。
死亡原因：是因为在同宿舍里有人的钱包不见了。钱包里有二十块钱和五张八分钱的邮票，同伴们怀疑是她偷的。事情发生之后，她一直有轻生的苗头。连队就派副连长杨银花看住她，这位杨副连长是1963年的南京知青。
杨副连长连续多天的看守，同时对她反复进行了思想解释和劝解工作。但对于“死”意已决的蔡祖芳来说，毫无作用。杨副连长也被这连日带夜的困乏，劳累得睡着了。这位蔡祖芳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爬起来，溜了出去，离开了连队。
1969年，十一、二月份黄海农场的气温，当时大约在零下三四度的样子。等人们找到并发现时，她被冻死在有冰凌、浅水、小河里齐膝深的淤泥中。蔡祖芳身上穿的衣服，仅有一套单衣而已。
这些情况，都是在回城多年之后，我有机会访问了副连长杨银花后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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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4 13:2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