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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岁月(连载6) 悲喜情难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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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4 13:23: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8-14 13:32 编辑

稿件来源:苏州知青 作者:万汝藩


一、军寨渠开工

       时间进入了十一月份,兵团组建的工作正处于如火如荼的阶段。七八两团的一项重大工程,开始了。西起潮河新荡,东贯民生东直的一条大渠,开工了。听说,八团那段,叫做“向阳渠”;七团这段,命名为“军寨渠”。

       当时都在“农业学大寨”,七团为这条渠起的这个名字,就是“军垦大寨”的意思。冬季是农闲的时候。兴修水利,就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毛主席这条指示,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从这一年起,“军寨渠”的开挖,就成了我们冬季主要的工作任务。

       听说这条渠修成之后,就可以将洪泽湖水引过来。一方面,有益农业灌溉和土壤改善;另一方面,我们就可以不喝那种一到冬春季就发苦、发咸、发涩的盐碱水了。

       随着兵团组建在连队工作的开展,各项选举也被摆上了议事日程。在老工人中,斗争是在明争暗夺中进行的。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特别明显。

       就拿泗洪的老工人来说:什么你是“界集”的、我是“龙集”的,就是有点缠夹不清。在我们民生三队,以陈怀荣指导员为首的一帮人,和以队长路道常为首的一帮人,在这次选举中的选边站队情况,就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激烈冲突。

       在原洪泽湖农场创建之初,就招募了一批本地的农民。迁至黄海农场后,因为地多人少,又有一大批农民,以投亲靠友的方式,进入了农场。他们之间的人情关系和利益纠葛,是外人无法分辩清楚的。

       这些虽然与知识青年无关,但在各地来的知识青年中,也有着自己的利益和利害。因此,一场连队干部的选举,牵动、搅动了多少人的神经?只要不是当事人、或有利益纠葛的话,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在这种暗潮涌动的情势下,苏州知青的情绪倒是非常淡定的。当时已经知道了,我们民生分场被划分为三个营,大有为二个营、东直为三个营。以序列算,我们民生三队为三营十一连。

       当时,十一连只有两名共产党员。一个是指导员陈怀荣,另一个是复员军人韩绪俊。根据“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两个人是无法建立党支部的。因为党支部的最少也应该是三个人,这又该怎么办呢?

       那只好发动积极分子,写入党申请书吧。在整个连队组建过程中,韩绪俊是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但是,他却没有能够进入连干部的候选人名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到今天也没有弄清楚。

       就在陈怀荣与路道常还争持不休的情况下,一个调动的命令,打破了所有人的想法和准备。听说,陈怀荣被调往八团的潮河,路道常被调往四营。从他们被调走之后,我基本上没有再见过他们。

       我知道:在这两位同是泗洪籍的队领导中,陈怀荣是一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路道常是一位经过“土地改革”、土生土长的忠厚农民。尽管他们被调走了,但是我还是非常思念与他们相识、相处中点点滴滴的时光。

       这是因为在我们刚刚从苏州来到农场的日子里,他们对知识青年的帮助和照顾很多。同时我也清楚,尽管各人都有自己的脾气和利益所在,但他们都是我遇到的好人。

       他们为什么会被调走?历经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了其中的一部分真象。这就是兵团组建在即,对于原农场的干部,基本上是弃置不用的。正好你们自己在“窝里斗”,这给兵团筹建组调走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理由”。

二、难进机耕队

       就在十月下旬的时候,分场机耕队的顾永奎师傅,给我带来了一个消息。顾永奎,比我大两岁,他是我队泗洪老工人顾洪祥的儿子。来到黄海农场认识后,我与他非常谈很来。因为我们也是同行,讲什么都比较投机。也有人说,我们俩长得比较像,真像一对亲兄弟。

       顾永奎给我带来的情况,是根据可靠消息,这就是:机耕队要招收学员了。可以说,原民生分场机耕队的所有人,都是认识我的人。我从黑龙江农场来,而且会开车,大家都知道的。

       他们就等着我能进入机耕队。因为我的开车技术和水平,他们都十分清楚并且认可的。分场机耕队上上下下的领导和师傅们,早就在等机会,要把我调到机耕队呢!

       十一月,招收学员的工作真的开始了。与我同船一起到农场的苏州知青方明华、顾伟民、袁守祥和范桂泉,都以经得到了准确的录取通知。但等候了许多天之后,依然没有我调动的消息。

       这是怎么回事呢?直到录取的新学员,都已经进入培训班之后,才把事情弄清楚。当决定招收机耕学员的时候,机耕队的领导已经把我作为第一人选报到营部。见到我的名字,那位曾被我在麦田阻挠过的王明教导员,勃然大怒。

       “万汝藩会开拖拉机?”他说:“就算他能不用油、他能把拖拉机开上天,也不会用他的!”这样一席话,当然惊倒了机耕队的领导和师傅们。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想不通:我是怎么会与王教导员的这番话扯上关系的。

       在另外的场合里,这位王教导员还讲过:“再说他的家庭出身,也有问题。兵团拖拉机的方向杆,怎么能掌握在这种人的手里?”我喜爱农机工作,因为这是我从事了多年、而且熟悉的本行。这样一来,我进入机耕队的一切可能和设想,就只能泡汤了。

       以上这些话,当时有知道的人,也不肯告诉我。一直过了好几年,我才渐渐知道了这件事的真像。但我还能讲些什么呢?在那样一个时代中,我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夹紧尾巴”做人的人。当然,我心里是非常清楚:我是怎样得罪了这位王教导员的。此刻,我才真正领教到了:什么叫做“淫威”可畏。

       为了能进机耕队,我甚至手持在黑龙江省龙门农场政治处芦凤文主任为我出具、并盖有公章的机务工作“证明”,去找过上级派驻我营工作组的老严同志,据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权威”的人。

       老严看了我的“证明”后,也为我奔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为我的所作的全部努力,在我们的王教导员面前,毫无作用。颇有“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意味。

       就这样,我去机耕队的事成为泡影。有一天,原来的排长、从一个居委会下乡的袁守祥来找我。因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关系,他对机务培训班教授的课程难以理解。有大部分课,他实在听不懂。

       我就把自己从北大荒带回来的机务书籍、农机杂志等,包括我从事机务工作中的所有笔记,全部都赠送给了他。并且鼓励他:“要认真、用心地学。”因为此时,我已经用不着这些东西了。

       有失必然会有得。开不成拖拉机了,倒给了我写通讯报道的机会。由此,对于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文化素养,都是有很大好处的。也可以说:生产建设兵团里少了一个合格的拖拉机手,但多了一位有质量的通讯报道员。

       还有一点要讲的是:并不因为我没有进机耕队,而与机耕队的师傅们关系疏远了。这些机耕队的师傅们,一直与我保持了很好的友谊与交情。在我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帮我,解决我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比如:我步行到场部或从场部回来,只要路上有车,他们都会带上我一段。有一次途中,我要求四营的拖拉机手将四、五名素不相识的女青年送到十四连。其中有一个人,后来却成了我的妻子。在张青去世之后,为了开追悼会,机耕队的师傅不顾当时的“禁忌”,立刻为我焊制了一只铁制的花圈架……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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