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8-3 11:13 编辑
1969年3月刚到农场的时候，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消息获得了证实。这对于刚到农场的苏州知青来说，不啻打了一次强心针。从苏州到农场的种种不快和疑惑，都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消除了、淡化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在等待兵团的成立，以实现心中的梦想。
他们憧憬着在未来的时间里，可以置换身份，穿上军装。甚至像电影上放的新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健儿一样，幻想着在放下锄头的时候，会不会发下一支枪？在从事生产建设的同时，也尽到保卫祖国黄海前哨的责任。
一、印字与照相
这个时候，场部所在地的大有街上，可热闹起来了。一些商店和个人，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针纺织品的印刷业务。他们用硬纸板、石棉板或白铁皮刻上镂空的字，将背心、短袖汗衫和球衫上印上“黄海前哨”、“黄海前线”的标志和图案出售。
他们同时也承接来料加工，你将衣衫送来，我替你当场喷印。一件小的、仅有文字的汗衫，收费五分钱；大的、有图案的汗衫，收费一角钱。如果需要，还可以套色喷印，那就要收费两角钱了。
一时间，许多男生们都穿起了这种印有“黄海前哨”、“黄海前线”字样的汗衫，仿佛都成了真的军人似的。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其实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大约到年底之后，这些印字的商店就“门可罗雀”了。
另外一个生意好的是大有照相馆，里面挤满了前来照相的苏州知青。在一块画板面前，摆出各种姿势。我记得:陈蕴刚穿来的一件黄大衣，成了抢手货。许多人披着它，拍下了自己来黄海农场的第一张照片。
但是，农场与队里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四月一日晚上，队里给我们这些苏州新来的知青发放了饭菜票。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们要凭票买饭、凭票买菜吃了。
我们的粮食定量是：每人每月36斤，听说农忙时还会增加六斤，达到42斤。但什么时候才增加，我们一无所知。工资是每人每月15元，男女生都是一样的。
那时，除了曾在农校读书的少数知青是21、或23元外，其他的老知青的工资，是19元5角，从1963至1965年的知青，都是一样的。听说，过去鸡蛋价格是五分钱一只。自从我们来到之后，每只鸡蛋已经涨到八分钱了。
我们来的时候，仓库前的土场上，已经安放好了一口大缸。这口缸是用来放洗脸洗脚水的。晚上睡前和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舀热水。因为阳历四月的苏北，天气还很凉，甚至很冷。
缸里的热水，是食堂烧好后，由炊事员邱维俊挑来的。每次两担四桶。关于开水，需要自己到伙房打。我们每位知青在苏州来的时候，都带了一只热水瓶。你要把水瓶送到伙房去，下班之后再拎回来。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我们实有的72名男生，分成两个排、六个班，每个班正好12个人。我所在的2排四班，班长是潘晓新，副班长是吴连元。为了帮助新知青，队里还安排了一位名叫钟桂华的淮安老知青，来我们班当班长，指导我们学习、生活和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潘晓新是当时苏州市“革委会”副书记潘令儒的儿子。他身材有一米八左右，平时一直穿着一身海军的灰军装。他对人平和，做事讲理，没有架子。因为他也是北方回来的，操着一口稍带苏北味的普通话，我们俩较谈得来。
副班长吴连元是地道的苏州人，比我年长两岁，也是我们这批苏州知青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为人随和，虑事周祥。班里的大小事务，实际上他操心得比较多些。
从北大荒回到苏州之后发现，我的苏州话已经彻底变味了。在东北与同乡们讲的苏州话，回到苏州后一比较，完全不是一个腔调。我知道: 我在北大荒呆了七年，时间太长了，口音已经改变了。所以，我只好暂时收起我那“洋泾浜”的苏州话，用东北的普通话与人交流。
在与我同时到黄海农场，从北方来的、而成为苏州知青的人数并不少。就民生三队而言，除了潘晓新、陶镐，还有来自辽宁沈阳的高乐怡、高新怡姐弟。听说他们还有个弟弟安怡也到黄海来了，在其他队里呢！
当然，我也不会放弃与苏州人交流的机会。我还要在这种交流中，找回我以前说过的、标准的苏州话。从北方回来后，我脑子里思考问题，用的就是普通话。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即使我用苏州话和人交流的时候，“冷不丁”地还会蹦出个普通话的词语来。
到黄海农场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这天队里放假。滨海县照相馆的人，也带了照相机，到农场来找生意了。我与张也青、候荣根和黄瑰琛正好逛到果园，就在果园外的池塘拍了张合影。费用当然是大家分摊的，苏州人叫“劈硬柴”，也就是现在流行的“AA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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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3 11:1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