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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1886-1958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国颇具声望的爱国诗人。毛泽东和柳亚子之间的诗文唱和,为中国诗坛留下了一段佳话。更有意义的是,毛泽东还通过诗词来开导老友振作精神,为国为民出力。
1948年1月,柳亚子、何香凝、李济深等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柳亚子出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1949年2月,毛泽东电邀柳亚子赴北平共商建国大计。3月25日,毛泽东抵达北平。当天下午,毛泽东在西苑机场与柳亚子、郭沫若等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亲切会面。当晚,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举行宴会,柳亚子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与大家频频举杯,谈笑风生,柳亚子亦是春风满怀,感慨良多,当夜就写了三首七律诗。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即3月28日夜,柳亚子突然写了一首心情郁闷、满腹牢骚的七律诗,表达了自己的“退隐”之意,这就是有名的《感事呈毛主席》:
这首诗表明了作者自负的性格。柳亚子自诩有“夺席谈经”的学问,但是并非像前汉五鹿充宗那样是依附权势、徒具虚名的人,还借古代故事表示自己对待遇的不满。柳亚子还借东汉初严子陵隐居子陵滩的故事,表示自己有回乡归隐之意。
毛泽东看到柳亚子的诗后,觉察到柳亚子的言外之意,引起了高度重视。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老诗友的倔脾气又上来了,要退隐是假,有牢骚才是真,看来还得好好和他谈谈,以便更好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啊!”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不顾手头诸事繁忙,采取诗词唱和形式,给柳亚子和了一首情真意切、哲理深远的绝唱:
诗的前四句,毛泽东深情回忆了他们之间三次相会,“饮茶粤海”“索句渝州”和“还旧国”。广州(粤海)、重庆(渝州)、北平(旧国)的有意“袭用”,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本人,始终没有忘记柳亚子等民主人士过去同情共产党人,为反蒋统一战线效力的革命功劳。后四句,出于诗友和诤友间的相互爱护之情,委婉含蓄地批评了柳亚子的牢骚情绪,真诚地挽留他在北京参加建国工作,体现了“风度元戎海水量”,爱人以德,重人以才的宽广胸怀。
这首诗最早公开发表在《诗刊》1957年1月号上,风靡全国,广为传诵。其中“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两句,被人们转用引申最多。关于柳亚子因何情绪一落千丈,突然之间心生满腹牢骚,历来众说不一,可谓“注家蜂起”,读来饶有兴味。最早谈及此事的是臧克家先生。他认为,“这两句在全篇里最关紧要。这不但表现了友好的规劝情意,也表现出了两个人的心胸气度和对人生问题的看法。‘牢骚’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由此可以推测柳亚子先生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可能不免从个人的立脚点出发,心胸显得狭窄些。” 张惠让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赏析》中认为,由于柳自视甚高,认为怀才不遇,最后干脆不想参政,决定回故乡隐居。
郭隽杰在《随笔》1994年第3期《关于柳亚子的“牢骚”》中介绍说,柳亚子的学生陈迩冬先生在“文革”中写的“交待”材料谈到了柳亚子的“牢骚”。柳亚子当时想搞一个北平文史探讨委员会,先得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批准,便搞起来。由于其中鱼龙混杂,有许多前清遗老、北洋政客也混进来了,后来周恩来叫柳亚子停止进行。柳亚子便写信给毛主席,埋怨周恩来。
曾彦修在1994年第6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我所知道的柳毛赠答诗中“牢骚”问题的事实背景》一文中披露了田家英的说法。当时柳亚子曾向田家英提出在解放江南以后,回江南某省任职。中央诚恳地挽留他在北京工作,只因种种原因,对其工作愿望难以表达肯定的态度。“牢骚”的关键是个人出路问题。毛泽东答诗中“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是一种略含幽默的坦诚劝慰。而“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才是答诗的点睛之笔,“还是留在北京吧,在这里‘观鱼’比在富春江畔的子陵台上要好得多啊!”毛泽东以极其友好而委婉的方式来谈柳的出路问题。
冯锡刚在1995年第11期《党史文汇》的《〈离骚〉屈子幽兰怨——对〈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牢骚”的史实背景之我见》一文中认为,“牢骚”的关键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个人的出路,不在于怨中共在物质上亏待自己,而在于“说项依刘我大难”。在柳亚子看来,既然因自己的正行直道而受阻遭挫,那还不如去做一个隐士吧。“牢骚”的产生是柳亚子的性格使然,虽有感情冲动的因素,但究其根本在于“说项依刘我大难”的诤友风格。
赵自立在1996年第1期《人物》的《柳诗“牢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从柳亚子为人的性格特点,柳亚子所感之“事”和柳毛赠答诗的时间差距来破解“牢骚”之谜。柳亚子曾在10天之内数次要求去碧云寺恭谒孙中山先生之灵堂,然诸多因素未能成行,又无人向他解释。当时中共中央力图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方案,希望民主人士共同努力。柳亚子表示他虽是国民党元老,自觉无能为力。以其疾恶如仇的性格也会对此产生一些不愉快和牢骚。况且他对少数曾经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而在革命胜利时转向革命阵营的人也表示怀疑,认为他们是见风使舵的政客,而自己决不是那种人。
陈东林在1996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的《毛泽东和柳亚子诗中的“牢骚”指什么》一文则认为,柳毛赠答诗的中心内容应是关于当时战略的误解、质疑与启发、解释,是历史大背景的反映,而不仅仅是为个人地位的牢骚与批评。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一直以左派闻名,激烈主张打倒蒋介石,甚至曾建议用暗杀手段。1949年3月26日,电台广播一条重要消息,说中共代表团将于4月1日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柳亚子感到极度不能理解,第二天便写出“感事”诗。
关于柳亚子的“牢骚”,还可以列举出更多的解读。这里之所以颇费笔墨加以罗列,试图弄清楚“牢骚”的真正内容与原因,一来是对于理解柳诗和毛诗都很有裨益,二来是有助于把握柳亚子、毛泽东的内心情感和思想境界。柳亚子毕竟是一个旧文人,自然会存在一些缺点与不足。毛泽东对待诗友发“牢骚”,既表现了诗人的含蓄机敏,又展示了政治家的宽容大度。他没有纠缠于柳亚子究竟为什么牢骚郁闷,更没有半点歧视排斥之意。毛泽东深知,柳亚子社会声望很高,是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党外民主人士,虽然还留有旧知识分子的毛病,但主流是爱国的,是能和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读来如望霁月,如沐春风。
柳亚子见到毛泽东的诗后,很受感动。他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规劝,立即又写了一首《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
1949年5月1日,毛泽东携女儿李讷等专程到颐和园拜访柳亚子先生,同乘画舫,比肩爬山,促膝相谈。5月5日,是孙中山就职非常大总统纪念日,毛泽东偕柳亚子到香山谒孙中山衣冠冢并合影留念,随后接柳亚子到家中共进午餐,作陪的有朱德总司令和秘书田家英。大家谈诗论政,极为高兴。散席的时候,柳亚子拿出随身带去的《羿楼纪念册》,请毛泽东和朱德题词。毛泽东写了一首联句诗:
“池塘生春草”出自南北朝谢灵运的《登池上楼》;“空梁落燕泥”出自隋代诗人薛道衡的《昔昔盐》;“竹外桃花两三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出自宋代苏东坡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四句诗而集三人之句,读来却不见一点斧凿痕迹,犹出一人之手,浑然天成。毛泽东的集句诗,既充分表达了冬天已逝,春天即将到来的情景,更表达了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喜悦和兴奋。
毛泽东和柳亚子是近现代中国诗坛上的双子星。一个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一个是具有政治家气质的诗人。他们之间思想的表达,心灵的沟通,往往借助于诗词的唱和。他们仿佛心有灵犀,很多复杂的问题,无需过多的言谈,不必过多的文字叙述,一唱一和之间就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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