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08月04日 00:01 上海
挨饿
自从看了电影《天下无贼》以后,我开始喜欢和关注这位导演的创作。2012年,他的新片《1942》讲的是大饥荒,正好我们这里的AMC院线的大股东是中国企业家,《1942》得以和中国的电影院同步上映,我一共看了三遍。我女儿苏舒看了两遍,她觉得《1942》是这位导演拍得最好的电影,比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还要好。
在里陂上务农的日子里,我曾经试过只吃菜不吃饭,坚持了五天,知道忍饥挨饿的滋味真不好受。
我刚到里陂上村,就常常会听见年长的村民教训自己的孩子或者其他的后生说:“唉,你们真是冇饿过饭啊!”
里陂上村现在耕种的田地,在解放以前多数属于李家村、袁家村和上头村里的财主人家。在一定程度上,里陂上可以说是一个长工村,多数人家给财主打长工。长工的收入要根据田里的收成来决定,一般是按四六分成,长工拿四成,财主人家拿六成。上交的农业税不重,由财主人家负责缴付。
长工之间有很自然的信息交流,他们知道谁家的田里收成好,谁家的田里收成差。他们也知道哪个财主刁钻吝啬,哪个财主宽厚大度(插秧割稻时会请长工喝酒吃肉)。
1949年解放以后,土地改革划定成分,财主人家绝大多数定成了地主,他们的田地被没收,分给了穷人。里陂上村的二十几户人家,没有一户地主富农,中农也只有一二户,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
在解放以前,贫下中农的家里毕竟底子薄一些,没有陈年的积蓄,生活相对比较清苦,遇到年成不好,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就会饿饭。
等到土地改革以后,里陂上的村民家家都有了足够的土地,就极少有挨饿的事情发生。
村里年轻的一代没有挨过饿。他们有时会出工不出力,偷一点懒,耍一点奸,一边混工分,一边还满不在乎。他们有时还会发一些牢骚,对上级领导的某些作风和态度表示不满。
每逢这种时候,从前饿过饭的年长的村民,就会发出“你们冇饿过饭”的感叹。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家境稍微宽裕一点,至少是衣食无虞。每当我感到肚子有点饿了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吃饭的饭点,记忆中从来不知道饿一顿饭是什么感受,“少年不识饿滋味”。
在我种田当农民的最后数年,里陂上村只剩下了我一个知青。这时候的我,各种农活都已娴熟,我在自留地里种的各种蔬菜也是郁郁葱葱、硕果累累,一个人根本吃不完,有时候会送菜给在其他村里插队的知青。
有一天,我又听见村民在训斥自己的孩子,还是那几句饿饭的老话。
我突发奇想:这些老人以前都饿过饭,不吃饭究竟是什么滋味?我现在有这么多蔬菜吃不完,如果我几天只吃菜不吃饭,会是什么感觉?
我决定自己来试试看。
从第二天开始,每天的早饭,我炒很多青辣椒,中午则是两大碗蕹菜。
晚饭除了辣椒和蕹菜,还会吃一些茄子和瓠瓜。
我除了只吃菜不吃饭,其他的一切活动照常进行。我白天要下地干活,另外要挑水、砍柴、种自留地、烧饭和喂猪。晚上睡觉以前,我习惯看一点书。
实验开始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我的感觉正常,只是胃里面有一些泛酸,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
到了第三天,我感觉有点不对了。挑一担水,装满水的水桶不容易控制,有点摇晃。在田里做事也比平时容易累,容易出汗。第四天收工以后去砍柴,发现手上力气变小了,柴就不那么听话。挑柴回家的路上,有点心慌、气喘。
到了第五天出工的时候,我挑了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来做。当我走在田塍上,只觉得心也慌,头也晕,脚下轻飘飘,身体摇摇晃晃。我突然打个趔趄,差点滑倒,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只想快点回家休息。
我平日的夜晚躺在床上,隔着蚊帐,就着蚊帐外面床边上的油灯看书,是一种享受。可是今天晚上不行,书上的字老是会滑走,老也抓不住。我已经五天只吃菜,没有吃米饭了。
第六天早上,我拿起圆镜照看自己的脸庞,发现脸色不但发黄、发灰,更是隐隐发绿,有点像没有施肥长得不好的蕹菜的颜色。我恍然大悟,知道“面如菜色”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了。
我放下镜子,赶快洗米、生火、煮饭。饭的香味出来了,我不停地咽口水。
真到吃饭的时候,我倒不觉得饭有多么香甜,只是吃得特别快特别多。
我在里陂上村做农民能够吃饱,这真是天大的幸运。
而相隔二里路外的潺陂村就不行,他们的人口和我们村相彷佛,田地却只有我们的一半左右。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潺陂的村民会走一百几十里路,到上永丰的藤田一带,悄悄地到农民家里买薯仔渣来充饥。
藤田地区盛产红薯,当地有名的土产是红薯淀粉和红薯粉丝,下脚料就是薯仔渣,主要用来喂猪。
有一次,村民张发茂从潺陂村的亲戚家带了一点薯仔渣回来,路上遇见我。
“老夏,要不要尝一下?”
“啥东西?”我问。
“薯仔渣。”
“吃一点。”我早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吃过薯仔渣。
我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小口,一股馊臭味直冲后脑。我强忍住恶心,咽了几次,薯仔渣直刷喉咙,终于咽下去了。
看见发茂正瞪大了眼睛在看我,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我知道,自己的脸上一定很难看。
“好吃吗?”发茂坏笑着问。
“怎么拿这种东西回来?”我摇着头问。
“女儿没吃过,听说有薯仔渣,想吃。”
“贵吗?”我问发茂。
“六块五一百斤。”
“一百斤稻谷才九块五。”我说。
“那是国家牌价的稻谷,私人要卖十九块,还不准卖,卖了要犯法。”
再问下去,我才知道,藤田的农民秋天收了红薯,冬天做了薯粉以后,剩下的薯渣就堆放在那里,任其变味发酵。这样的薯渣到了春天,还能是什么味。六块五一百斤的薯仔渣,能有钱买,能买到吃,就不错了。
1980年代我去北京出差,大白天出去溜达,在西直门外见到很多人在排队买豆汁。我也凑热闹,花一毛五分钱买了一碗。坐下一喝,却是薯仔渣的味道。我勉强喝了几小口,就把碗放在桌上,溜走了。凡是碗里的食物,我一般都要吃完,这次是例外。
我后来听说,豆汁是北方人用绿豆做粉丝后的下脚料发酵了做成的,怪不得和薯仔渣的味道差不多。
我在里陂上只吃菜不吃饭才五天,如果连菜也没有吃,我会怎么样?如果我是逃荒的灾民,我会放下那碗豆汁走人吗?
我的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上小学了,我就告诉他:“你要开始负责自己的早饭了,冰箱里有牛奶、面包、果酱和黄油。你姐姐小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你想饿肚子,那是你自己的事。”
儿子长大以后,有一次我问他:“肚子饿了没饭吃,是什么滋味,你知道吗?”
他马上回答:“知道。很难受。”
儿子告诉我,他上小学的时候,真的试过不吃早饭就去上学,结果在课堂上饿得头昏眼花,难受死了。从那以后,他坚持每天早上在冰箱里找东西吃,吃完以后再去上学。
听他说完,我笑了:“很好。这是你小时候得到的人生第一笔财富。”
儿子和他的姐姐一样,除了很注意不要浪费粮食以外,现在还会自己动手,烧出可口的饭菜。
有人在将近一百年前说过,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现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大多数人能吃饱,还时不时很浪费,嚷着营养过剩,嚷着要减肥,嚷着要养生。其实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周遭还是有人在忍饥受饿。况且谁也不能保证,今后我们这个世界不会发生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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