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03月15日 00:01 上海
行（交通）
我以前住在上海的武进路四川北路口，出门走上二十分钟，就到了繁华的南京东路。如果不愿意走路，可以跳上1路或者3路有轨电车，当当当，轰隆隆，就到南京东路的永安公司了。此外，弄堂口的14路电车可以到南京东路福建路口，18路电车可以到南京路西藏路口，附近的65路汽车可以到南京东路外滩。总而言之，交通十分方便。
一、走路
我到了里陂上村，从交通的角度来看，也是十分幸运。
里陂上村距离鹿冈公社只有一公里多，就在从永丰到乐安的公路边上。从村里到鹿冈，只要走二十分钟。从村里到永丰县城是二十二公里，走路只需要半天就到了。
我的好友中，陆禹平的罗家大队和夏元麟的洋坳大队在鹿冈南面，他们从村里到鹿冈，需要走两个小时。而马立平从她所在的高坑村走到鹿冈，需要走一个小时。
自行车也很少，根本买不到。只有公社的主要领导才有资格配发一辆自行车，方便他们下乡工作。
公交班车就更少了。在鹿冈的桥头边，有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车站，是招呼站，当车上车下有人打招呼的时候，班车才会停下来。 每天会有两次班车经过鹿冈。一班是永丰到乐安的短途班车，上午十点半左右经过鹿冈去乐安，中午十二点钟不到，又从乐安回来经过鹿冈，再去永丰县城。如果坐这班车去永丰县城办事，当天没有车回来，得在永丰的饭店里住一夜。可是饭店要凭大队盖了公章的证明才能住，很麻烦。
还有一班是抚州到吉安的长途班车，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经过鹿冈，也可以搭乘这班车去永丰，但当天也是回不来。这班长途车更不靠谱，到了鹿冈经常不停。任你在鹿冈招呼站拼命地挥手跳跃打招呼，司机就是只当看不见，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绝尘而去。低头看一看身上，班车卷起的砂石公路上的红土尘，已经把你的一身衣裤都“染”红了。
要到永丰县城去办事，自行车和班车都靠不住，还是迈开两条腿走路比较可靠。有一次，我清早出发，到县城里办完事，在县城最好最大的永丰饭店花了不到一元钱，美美地吃了午餐。临走的时候我又买了十个一两的馒头放在包里，准备回到里陂上村让薛志民他们尝尝。
我出了县城，走上了永乐公路。路上和来的时候一样，空寂无人。我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感觉有点渴了。我打开随身带的水壶，喝了几口水，又感觉有点饿了。我从包里摸出一个馒头，谁知道还没怎么吃，馒头就钻进了肚子里，活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尝到味道。
心里有些后悔吃得太快了，我不甘心，又拿出一个馒头，慢慢地塞到嘴里。那馒头实在比上海的馒头好吃多了。上海是大城市，国家要优先保证供应粮食。配给居民的粮食虽以上海居民习惯吃的大米为主，但也要搭配一定比例的面粉，叫作“标准粉”。标准粉要凭粮票购买，每斤0.17元。这“标准粉”有时发红，有时发绿，可能是小麦粉里面掺进了不同种类的杂粮粉。而永丰是传统的水稻产区，县里的面粉是从小麦产区直接调拨过来的，应该还没有掺过杂粮，纯小麦粉做的馒头真的很好吃。
我还没有走到鹿冈的地界，那一斤十个馒头已经吃完了。
二、难忘的木桥
在里陂上村，赶集叫当墟。有一次，我到沿陂镇去当墟，遇到了巷口村一个姓刘的老者，他热情地招呼道：“老夏，跟我一起去山下村么？”
山下村？就是前年趁着月黑风高，悄悄地摸到里陂上村，把我们放在晒谷场上的杉树全部偷走的山下村？我当然要去看看。但是，听说去山下村的路上，有一座桥很难走。老刘说：“现在江水很浅，不用过桥。”
我和老刘从沿陂出发，一路聊着山下村前年组织村民到里陂上偷杉树的往事。我们涉过浅浅的江水，顺利地到了山下村。在村民家里吃过午饭，我和他起身出发回鹿冈。
我们一出村口，就看见一座高高的木桥，我连忙问老刘：“难道我们要过这桥？不是说不用过桥吗？”
老刘说：“从沿陂到山下不用过，从山下到鹿冈要过。”
说话间，已经到了桥头。
一站上桥头，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这座桥以“难行”远近闻名，其令人谈之色变的原因，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高、窄、长、险。首先是高，当时江里水不多，桥面离地足有八九米高，桥下是一大片裸露着的河床沙滩。桥面很窄，是三根并排着的直径五到六寸的杉树，桥的两旁既没把手、更无栏杆。桥长有一百米左右，两尺不到的桥面凌空直直地伸向前方，简直望不到头。最最要命的是“险”：支撑这座桥的一个个桥墩，是由两根大杉树搭成的“八”字形架子，八字的顶部是一根横木，上面搁着作为桥板的那三根杉树。杉树的表面用木工斧头略略削平了，以利行走。可是这三根杉树是各自独立的，相互之间并没有连接，只在两端用大码钉固定在横木上。
我想，上桥后一踩到“桥板”上，脚下的杉树定会上下抖动，不免心惊胆战。又害怕如果不幸跌下桥去，虽然下面的沙滩比较松软，恐怕也是非死即伤。倒不如桥下的水深一点，掉下去了还可以试着游泳逃生。
我正在神情紧张地胡思乱想，老刘看我站在桥头不肯上桥，便催促说：“没关系，你跟着我走就可以了。” 我硬着头皮，一狠心踏上了桥面。
老刘在前面走，踩得脚下的杉树一下一下地颤动，他小腿上的肌肉也在一下一下地抽动。
我一抬头，看见老刘停住了脚步。他转身对我说：“老夏不要怕，你看着我的后背走。”我便抬眼紧盯着他背上的背囊，我知道那背囊里面装的是他上午在墟集上买的苎麻。
这样一来，我感觉好了一些，勉强能跟上他的步伐。只是这桥实在太长了，老也走不完。老刘在前面突然说：“唉，不知是谁跌下去了，还呕了一堆。”
我用眼角瞟了一眼桥下，沙滩上果然有一堆人的呕吐物。我不敢细看，继续咬着牙，努力跟上老刘。终于过完了这木桥，这时候，我才感觉自己像虚脱了一样。
我缓过劲来以后问老刘：“要是碰到涨大水，这种桥是不是很容易冲走？”
老刘说：“是的。这座桥，山下村的人过几年就要修一次。”
我俩正在马路上边走边说那令我生畏的木桥，一个脚步快速的老者赶上了我们。老刘认识那个老者，他俩打过招呼，老刘转过头来对我说，这老者是上袍村的。
我便和那老者招呼道：“我是里陂上的。你们上袍村都姓高，你也是排行‘发’字那一辈的么？”
那老者有些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的？我真不知道里陂上还有你这个戴眼镜的后生，但我一定认识你的爹。告诉我，你是谁的儿子。”
我支支吾吾地不肯说，老刘在旁边笑着说：“他是里陂上的上海佬，知识青年。”
那老者不相信，他摇了摇头，说：“我们大队也有上海佬，哪会给日头晒得这么乌黑？说话哪有这样‘平当’？”
说话‘平当’，那是称赞我没有外乡人的口音。居然连外村的老农民也一口咬定我是土生土长的里陂上某某人的儿子，我心里不免有些得意。那老者再三询问，我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上海人。我乜眼瞅一下老刘，他在旁边偷着发笑。
没走多远就是上袍村，那老者在进村回家的路口和老刘道别。他歪着脑壳，把我从头到脚仔细看了一遍，脸上满是困惑的神色。他可能还在猜想，我在里陂上村的父亲是谁呢。
过了上袍村就是鹿冈的地界，我和老刘一面赶路，一面继续谈论山下村那座令我胆战心惊的木桥。
后来马立平告诉我，她也曾经走过一次这座桥，同样有那种终身难忘的恐惧。
听说现在山下村已经通了公路，那令我和马立平终生不能忘怀的木桥已经变成了水泥桥。
三、拖拉机
1970年代的初期，鹿冈公社有几个大队陆续购置了江西拖拉机厂生产的“丰收-27”中型拖拉机。拖拉机属于农业机械，按理是用来在田里耕作的。可是它们无一例外地挂上了拖斗，永远在公路上跑运输，好像从来不下田。拖拉机把木材和柴火运到永丰去，把化肥和水泥运回鹿冈来，跑运输比下田耕作更赚钱。
不过，有拖拉机跑运输，使得鹿冈的交通情况大大改善了。
吃过早饭以后，装满了柴的拖拉机从里陂上的塅上驶过。高高的柴堆上坐满了搭车去县城的农民。拖斗的载重量是三吨，货物加上人，把拖斗下面轮子上方的弹簧钢板压得平平的，很明显是超载了。拖拉机的驾驶员虽然很怕出事，却又没有办法把上面的人硬拉下来，毕竟都是认识的乡亲。
于是，拖拉机要想办法不让农民轻易爬上来搭车，就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比如天刚亮，拖拉机就拉着货溜走了。又比如看见拖拉机上爬满了人，驾驶员就宣布今天不去永丰了。他钻进农民家里喝酒乘凉，让拖拉机上的人在毒辣辣的阳光下暴晒，比比看到底是谁的耐心更好。
拖拉机的设计不是用来跑运输的，它跑不快，一般时速只有二十公里左右。那时我们还年轻，只要快跑几步，双手吊在拖斗上，再一撇腿，就能翻身爬上去了，颇有几分电影里铁道游击队员的样子。
我们还能在拖拉机行进的时候下车：双手吊在拖斗的最后面，脸一定要朝着拖拉机前进的方向。然后双手一松，一脚先点地，顺着惯性向前跑十来步，就停住了。李家村的一个村民不懂得这个道理，拖拉机没有停稳的时候，他就从拖斗的后面下去，背部朝着拖拉机前进的方向。结果他朝后一仰，后脑着地，丧了命。
有了拖拉机，我们去永丰办事方便多了，哥哥建新在昆明工作，有一次他在去昆明的途中，特意弯到永丰来看我。我搭着先锋大队的拖拉机到县城，又和他一起站在拖拉机的拖斗里，回到了里陂上。
哥哥这一生中，很可能唯有在永丰，才乘过拖拉机吧。
四、汽车
正规的运输单位里多数是解放牌卡车。据我父亲说，它的设计先是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卖给了苏联人，1950年代苏联人又把它给了我们中国，帮助我们建起了造汽车的大工厂。 解放牌卡车开得飞快，时速在四十公里以上，我们没本事爬上去。但是有些知青很聪明，女同学负责在马路中间拦车，男同学埋伏在路边。开车的司机看见了年轻的女学生，知道她们是知青，多数会停下来。这时候路边的男同学一拥而上，爬进卡车的车厢里。
有些男知青很勇敢，直接站在马路中间拦车。汽车不愿意停，减慢了速度，朝着知青抵撞过来。几个知青按着车头连连后退，突然往旁边一闪，趁着汽车还来不及加速，便飞快地爬上车去。知青到了目的地，在车厢里敲着司机的驾驶室顶棚，喊着要下车。可是司机心里有气，故意加大油门，根本不理睬知青。
车上的知青急了。有人急中生智，脱下衣服，抓住衣领伸出去，用衣服遮住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司机看不见路，也急了，把头从左边伸出驾驶室来，看着前方的路面，顽强地继续开车。知青们看见司机的头伸出来了，一阵乱拍。司机寡不敌众，只能把车停下，乖乖地让这些知青下车。
五、火车
我过年回上海探亲，正是“春运”期间，火车特别拥挤。那一年，我到了樟树火车站，这是一个不重要的三等车站。我顺利地买到了没有座位号的票。
等了很久，广州到上海的绿色列车缓缓地驶进了樟树站。站台上等待上车的黑压压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列车停下来了，里面挤满了人。没有旅客下车的车厢，车门一律不开。有旅客下来的车门，也是一开就关了。 铁路上常常是这样。车站方面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来多少人卖多少票，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争吵。至于旅客能否上车，那就凭旅客的本事了。列车方面则抱怨车站，明明知道列车已经超载，车站还卖出那么多票，于是就不开车门了。
我仗着年轻，挤在车门边，车门却不开。我只能挤向车窗，希望能从车窗里爬进去。可车窗也是关着。正在这时候，发生了奇迹。我面前的车窗慢慢地上升，有人在开窗。我马上对身边一个不认识的旅客说：“我先进去，你把我们的行李传进来，你再进来。”说完，我就双手勾住窗沿，往车窗里爬。
车厢里面的人看见我往里爬，赶紧推着我的头，要把我推出去。我双手扒住窗沿，死死顶住，一边把膝盖也伸进去。里面有人急忙关窗，把我夹住了。好在车窗的下沿有橡皮条，并不疼。我猛一发力，车窗又往上升起来了。里面的人见拦不住我，只能让我爬进了车厢。
我返身接住传进来的行李，再把那个传行李的旅客也拉了进来。车站上的发车铃声已经响了好几遍，列车终于慢慢地动了。
我站在车厢中间的过道上，听见坐在窗口边的那人说：“车上太挤了，本想开窗透透气。嘿，没想到又挤进来两个人。”
他看我戴着眼镜，又说：“你是知青吧，现在的知青可是够猛的。”
他不知道，知青还有更猛的呢。我可听别的知青说过，他们是怎么上火车的。
一伙知青挑着行李要上火车，火车进站了，门窗全都紧闭着。这时候，知青用扁担头插进车窗下沿的橡皮条，用力一撬，车窗就往上升。两根扁担轮番撬动，车窗越开越大。如果车厢里的人要有所动作，第三个知青的扁担伸进去晃一下，里面就没脾气了。
一般来说，大年夜和年初一这两天的火车比较空。后来我回上海过年，一定是错开高峰，乘坐这两天的火车。我在上海的弟弟至今还记得，年初一或者年初二，他听见楼梯咚咚地响，探头一看，楼梯上先出现一个旅行袋，然后看见了扁担，接着出现了我的头。
从樟树站上火车太难了。有一年我回上海，决定从里陂上村走到乐安县的江边村站上火车。江边村虽然是小站，但它是起点站，上车很容易。但是里陂上村距离江边村约有五十公里，其中还有一段是山路。
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明明可以先坐班车到抚州再转火车的，为什么要走这么多路呢？大概我当时是想试着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或者是怕班车经过鹿冈的时候不肯停车吧。
我清早起来吃了饭，不到七点钟就出发了。我挑着七八十斤的行李，随着扁担闪动的节奏走路，要比平时快一些。我穿过小路，到戴坊镇歇了一下脚，继续走到龚坊镇，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我觉得肩膀有点疼，腿也有点酸。我心想不碍事，再有两个多小时就到江边村了。
挑着担子走路，一小时约莫能走六公里。到江边村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四点半钟。我在附近找了一家八角钱住一夜的小旅馆，安置好行李，早早吃了晚饭，看见天还亮着，就想去火车站转转。我空着身子一走路，不对了，两条腿酸疼得迈不开了，肩膀上火辣辣地疼。我先前挑着行李走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啊。
我咬着牙，摇摇晃晃地到了火车站。车站的门锁着，上面有一张字迹模糊的小告示，说是每天早上开车以前一小时开始卖票。
我透过车站的栅栏，看见站台的第二股道上停着一列黑色的货物列车，上面没有盖篷布，各节车上装满褐黄色的石头，夹杂着些许泥沙。我猜想，这就是传说中的铀矿石了。
听说有一条铁路专用线从江边村车站延伸出去，一直通到大山深处的铀矿。好像赣州那边有提炼铀的工厂，去年还到我们这边招了一些工人过去。 第二天早上，在江边村车站买票上车的不到十个人。我上了车，靠窗坐好，看见好几辆解放牌卡车在车站停住了，下来了一大群人，他们也是来坐火车的。
这群人坐满了我们这节车厢，有人还带着手风琴。我一问，他们是单位里的文艺宣传队，要到北京的部里去参加文艺汇演。这么多人去北京演出，这个大单位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铀矿了，那么所谓的“部里”，就应该是北京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也就是核工业部了。我的表姐从大学的数学系毕业以后，就分配在二机部工作。
火车刚开动，有一个人站起来，开始指挥他们那伙人唱歌。好听的手风琴的声音响起来了。那个指挥看上去好像很专业，还让他们先练声，然后才开始唱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那好像是分声部的合唱，很好听，和我们平时齐声的吼唱完全不一样。
责任编辑：日升 | 
发表于 2025-6-8 14:1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