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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02月09日 00:00 上海
二、奋战——洋坳水库
1973年，我参加修建的洋坳水库和芮源水库的大小差不多，却由公社组织修建，这说明一直在洋坳大队蹲点工作的公社武装部的力量够大，能够调动全公社的人去帮他们打工。
我们先锋大队采用轮班制，把劳动力分成两班，每班一个月，去洋坳修水库。我们知青中，薛志民和冯金生是第一班，我在第二班。薛志民他们回来的第二天，我们这一班就挑着各自的工具、铺盖、米和菜等等上路了。我还另外带了油灯和书。
两个多小时以后，到了洋坳大队，我们爬到一户农民家十分低矮、直不起腰的楼上，铺上稻草，打好了地铺，再爬下来，沿着山路上工地。
先锋大队最大的袁家村的人已经在工地上，见我们来了，就开始逐个评点：“高发有、周恩绍是强劳力……老夏也来了，好。”他们觉得很不错，里陂上派来的人大多数是干活的好手，里陂上知青的能干在整个大队也小有名气。 水库工地上是以大队为单位来计算完成的土方数量，依照土方来记工分。如果里陂上派些混工分的人来工地，出工不出力，等于揩了别村的油。别的村子特别是像袁家这样的大村庄怎么会让自己吃亏呢？ 堆修这种小水库其实很简单，就是挖松土坝两边山上的土，挑到坝顶上的指定位置，由最终得益的洋坳大队派人来把坝上的松土一层一层夯结实。土坝顶上的中心点有根露出土面一米高的木棍作为标尺。如果这根木棍被土淹没了，表示土坝增高了一米，公社便和大队结算这一阶段完成的土方数量。每完成一立方米土，可以回生产队记十个工分。公社和大队不出一分钱，费用全部由生产队负担，这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徭役”的某种延伸吧。一立方米土大约四千公斤，约合一百担土。里陂上来了十个人，人人都想每天拿十分，这就要有一千担土挑到坝上。我们作出的安排是：二人用镢铢挖土，二人用镢头装土，五人用篮攀挑土，最后一人负责在村里砍柴、煮饭和送饭。
挑土的人每天挑二百担土到坝上，任你紧走慢跑，最快三分钟一个来回，一天要挑担快走十小时才行。可见工作定额非常紧，这十个工分不好拿，远不如留在自己队里，冬天干活非常轻松。
我开始的两天是挑土。肩上挑着八九十斤的土，需掌握好平衡。从山上往下到坝顶之间，有一段45度左右的斜坡，斜坡上有一些只能容下一只脚的“蹬”，两个蹬之间的落差有一尺半左右，挑土的人要飞快地往下跳着，才能冲下去。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人的内脏在体腔内是有韧带拉着固定的。每在斜坡挑着重担往下跳一步，就觉得内脏震动一下，韧带一拉一扯，有一丝疼痛。下了斜坡赶紧跑到指定位置，倒完土再小跑着回去。
两天下来，两条腿像火钳一样直直的，膝盖不会转弯了，连收工回到住处要迈进门槛，都得侧过身子扭动屁股才能抬腿进门。五个挑土的人都是这副怪模样，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互相取笑着。
以后两天我的工作改为装土。挑土的人离我还有五六步，就把空篮攀抛过来。我顺手接住一只篮攀的纽，沿着地面往挖松的土里一插，右脚就势在篮攀底部用力一抵，篮攀里就装了三分之一的土。我再用镢头横着，狠命扒一下，扒二下，只要两下，一只篮攀满了。
如果来不及装土，挑土的人就会在身后齐声催促：“快，快点！”大家都想多挣点工分。第一批薛志民他们一回到里陂上，就知道他们每天赚了十六个工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比他们少。
在我旁边装土的是一个袁家村的后生，天生动作比较慢，扒拉五六下才能装满一只篮攀。袁家村的队长觉得自己的村子丢了面子，他狠狠地骂这个姓袁的后生：“你吃了牢食吗？你要死啊？是不是你刚结婚的老婆弄得你手脚发软？这两天你老婆也不在啊！看看你旁边的上海佬，人家装满一担，你才装一只！”
水库工地上有一个简单的草棚，算是工地的指挥部，洋坳大队的书记或者民兵连长带着一两个洋坳的上海知青在里面坐镇。有时公社也会有一两个干部来工地上转悠一下。
草棚上绑着一个高音喇叭，时常播放一些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有时也会喊点革命口号，打点快板书来鼓励大家；有时会报告工程进度，表扬那些进度快的单位和个人。据说上一班的时候，里陂上的上海知青就得到高音喇叭的表扬。
干了几天，我算来算去，每天最多只能拿到十二个工分，比薛志民他们那一班要少很多。
但是很快便发生了奇迹。
先锋大队书记的儿子属于袁家村，也在水库工地上挖土。想必是袁家老俵也像我一样算过了，只见书记的儿子瞅瞅坝上没有公社和洋坳大队的干部，便拿着挖土的镢铢飞一样地冲到土坝中心竖着的那根木棍标尺边，抡起镢铢就把木棍往下砸。虽然木棍下面垫了石头，木棍还是矮下去好几寸。
这样做，我们的工分可以增加了，所有的人一阵低低的欢呼。只有洋坳大队在坝上打夯的人赶紧到指挥部去报告有人作弊。干部跑出来大喊大叫：“谁干的？谁干的？！”我们先锋大队和其他大队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冇人作弊。”“是洋坳的人乱话。”“木棍下面垫了石头，怎么敲得动？”
干部走到木棍边仔细看了看，好像没什么异样。他试着用镢铢敲木棍，木棍纹丝不动，敲不下去。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只能大声骂几句威胁一下，悻悻地回去了。大家发出了一阵嗤嗤的笑声。
袁家的队长忿忿地对我说：“我们队里没有来修水库的那些人，现在每天干活只有五六个钟头，也照样混十个工分。我们在这里拼死拼活，为什么不能多拿一点工分呢？定额那么紧，太不公平了。我们又没拿洋坳大队的工分，看他骂人的那个凶样。”
其他大队的人也偷偷尝试着把木棍往下砸，无奈木棍下面垫着石头，再也砸不动了。
有一天清早，我一到水库工地，马上发现土坝中心竖着的那根木棍的高度，比昨天收工时低矮了很多，便问我身旁的村民张寿仁，这是怎么回事。寿仁笑着说：“老夏你不知道么，袁家村的后生昨天晚上在水库上打了夜工挑土呢。”
当时我相信了寿仁的说法，只是心里有一丝困惑：昨天晚上没有什么月光，他们是怎么打夜工的？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那天晚上确实有几个袁家村的后生去打夜工了。他们把土坝中心的木棍标尺挖出来，取出垫在下面的石头，把木棍重新埋过了。袁家村真是厉害。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批修洋坳水库的民工施工结束，兴高采烈地班师回村时，公社给我们开的证明是每人每天记十八个工分，比在村里干活的人多八个工分。我后来问薛志民，你们是不是用了类似的方法？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他笑着说：“差不多，差不多，农民很聪明的。怎么能告诉别人呢？”
在洋坳修水库期间，我在收工以后溜达到洋坳的大队部，认识了在洋坳教书的夏元麟。他原来在我们华东师大一附中的中四乙班，跟着他妹妹夏元洁所在的虹口中学插队落户到了洋坳。从此以后，夏元麟每次到永丰县城办事时，来回的路上多数会顺路到我们里陂上村来歇歇脚，住上一晚，和我聊聊天，第二天再走路回洋坳。
有一次夏元麟来了，聊天时我随口问他，洋坳水库现在怎么样了。他说：“很好。夏天热，我经常会去水库里游泳。”我说：“啊，我们修水库，你们游泳，这不是有人说的‘我种树，你乘凉，我种田，你吃粮’么？”夏元麟笑了，连忙说：“哪里，哪里，我也到洋坳水库劳动过的。”
一、建涵管——袁家水库
最后一次参加修水库是袁家水库，正逢我当里陂上的生产队长。我对于这种平调的“徭役”虽然不感兴趣，但还是带了一些人去水库工地。毕竟我们里陂上村独享的芮源水库，也是全大队的人花了三个冬天才修成的。
修袁家水库的时候，我参与了修建涵管的工作。
先把土坝底部的花草树木全部连根砍光，清除干净。在两山之间的坝底中央开一条两米宽一米多深的沟，填进粘土（精泥），这样做，使得水库下层的水不会从土坝底部渗出坝外。
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用水泥来做水库出水用的方形涵管。涵管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涵管和土坝底部那条新做的粘土沟相交成90度，贯穿整个坝底，基本上是水平的。另一部分涵管则转了90度，在水库里面和粘土沟平行，沿着山坡往上，每隔数米的距离有一个方形或者圆形的出水口。
这些出水口平时用相应的水泥盖子盖住。需要放水灌溉时，派人去拔开涵管上那个离水面最近的出水口的水泥盖子，水库里的水就哗哗地通过涵管流出去了。
先用木板在现场做好涵管的模子，然后把拌好的水泥石子（混凝土）铲进模子，捣实。过了几天，拆掉木板，一段涵管就做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做涵管不用钢筋。（一直到2000年代，我第N次回到鹿冈乡，乡政府正在落实“路面硬化”工程。他们努力把通到各村的土石公路改成水泥路面，居然也不用钢筋，说是成本太高了。我想想也有道理，永丰县有水泥厂，好像没有钢筋厂。）
全部涵管做好以后，大队人马就可以开进工地，挑土堆坝了。
1990年代我从美国回到里陂上，到芮源水库一看，水库土坝的内坡铺了一层水泥板，每块水泥板五十厘米见方，这样大大减少了水库里的存水对土坝内坡的冲刷和破坏。我不禁回想起当年冒着大雨连夜抢挖溢洪道的情景，真希望芮源水库还能再用上几十年。
前些日子我想到，可以试着通过卫星地图查看芮源水库，便和马立平一起打开电脑屏幕，从卫星的地形图上找到了永丰县和鹿冈乡。
“……潺陂……里陂上……快看，芮源水库！”我兴奋起来。
“快找一下，我们高坑村的高坑水库还在吗？”马立平挤在旁边着急地说。
在美国自己家里的电脑上，我们找到了芮源水库、高坑水库和洋坳水库，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水库。
最近有人说，不能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对立起来。记得以前还有人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你说呢？
我们衷心期盼这些水库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继续为乡亲们造福。
责任编辑：日升 | 
发表于 2025-5-31 14:4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