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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老照片缅怀物理学巨匠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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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8-6 07:01: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6张老照片缅怀物理学巨匠李政道

美国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8岁。

纽约,李政道,摄于2004年2月18日。IC 图

李政道,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26年11月24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

李政道先生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在粒子物理理论、原子核理论和统计物理等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据北京大学官网介绍,李政道先生1943至1945年就读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入读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1950年6月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地工作。

李政道1943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时的照片(翻拍)。图片来源:IC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旧址纪念馆,李政道的证件照(翻拍)。图片来源:IC

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左起: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摄于1947年。视觉中国 图

李政道,摄于1956年。

李政道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演讲,摄于1968年。视觉中国 图

1957年,31岁的李政道因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他还被授予爱因斯坦科学奖、意大利共和国最高骑士勋章等,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意大利林琴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摄于1957年12月10日。视觉中国 图

瑞典国王给李政道颁授诺奖

瑞典斯德哥尔摩,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左3)、杨振宁(左1)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摄于1957年12月10日。视觉中国 图

美国普林斯顿,杨振宁(右)与李政道(左),摄于1961年。视觉中国 图

北京,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建院30周年庆典。中国理论物理研究巨头聚集。杨振宁(左)李政道(右),摄于2008年6月9日。视觉中国 图

李政道始终心系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自1972年起,多次回国讲学、建言献策,培养中国科技人才。1979年至1989年,发起并参与组织实施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1985年,倡导建立博士后制度和成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1998年,发起设立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倡导建立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和建设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倡导成立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等。

1984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2016年11月,李政道研究所在上海交通大学正式成立。2018年,李政道受聘为李政道研究所名誉所长。

二十一世纪的物理学和中国的发展CUSPEA学者研讨会。

2000年7月31日至8月4日,第3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大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世界级华人物理学家云集。图为李政道。视觉中国 图

2005年10月19日下午,诺贝尔奖得主、著名华裔美国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来到复旦大学演讲。视觉中国 图

2006年9月5日,“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围绕“基础科学研究和如何培养人才”进行演讲。视觉中国 图

2006年11月12日晚,苏州大学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联合在苏州东吴饭店为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举办了隆重的80岁寿辰寿宴。图为李政道教授在祝寿晚宴上。视觉中国 图

先生,一路走好!

澎湃新闻


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事件

杨振宁、李政道年轻时的国外英文采访记录

杨振宁跟李政道

为何互怼60年?

众所周知,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之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科学界最出名的公案了。

1957年,两人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从而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堪称是科学界的双子星。

196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决裂,科学上不再合作,友谊也一笔勾销。关于他们决裂的原因,杨&李偶尔有谈到,但也是各有其辞,真实原因外界不得而知。

1986年,李政道撰写《破缺的宇称》,对李&杨关系有生动的比喻: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要,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结果,他们发现了金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杨振宁评价李政道:

政道是个非常聪明的物理学家,吸收力很强,工作也非常努力,可是数学能力稍逊一筹,从而后来写了很多学术性的文章,但没有特别重要。

李政道评价杨振宁:

杨极端聪明,在数学物理上特别有天赋,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数学物理学家。1954 年杨和米尔斯(Mills)发表了他们关于同位旋规范场理论的文章 ,这就是著名的“杨-米尔斯方程”的首次问世,它注定要在现代物理学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杨振宁具有高度评判能力的头脑。

小编摘录

2022.11.21

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事件

源 | 自由女神传达室

季羡林之子季承曾担任李政道助手12年,在季承执笔写成的30万字的《李政道传》中,季承全面系统地披露了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半世纪的学术恩怨内幕,即名字排序之争。

时间背景

季承坦言,“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写历史,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对于这段恩怨,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深以为憾,但各执一词。杨振宁虽然认为和李政道友情的永久破裂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他最先对外公开“事实真相”。

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来表达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李政道是如何看待这段恩怨的?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开发表一封信,

“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

同时对真相作了公开说明,“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

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初识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着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得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各执一词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无解的谜局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

季承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

图4 杨振宁、李政道在1957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 | 图源网络

王育琨频道





今天,我们不谈李政道的物理成就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因在宇称不守恒、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扑孤立子场论等领域的贡献而闻名。

01

引言

李政道作为一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其学术成就广为所知。而作为一名战略教育家,李政道先生的育人成果之丰硕,影响之深远,还未获得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少年班的建立,加强了基础科学人才培养;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项目(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英才辈出,部分顶尖学者,早已跃居全球创新的第一梯队,令学界为之一振;“䇹政学者”远超千人,当年的“䇹政学者”有些已经成长为今天的“䇹政导师”,而本科生参与科研也日渐成为潮流所向;科艺基金,搭建了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学科交叉创新的桥梁,科学家和艺术家的交流碰撞,摆脱专业的桎梏,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创意精品;自然科学基金,已然成为各高校、研究机构考核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立项数和资金量,演化成各种排行榜,关联着职称、考评、政策、规划等等。

02

风物长宜放眼量

少年班

1974年5月19日,李政道抵京,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即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书《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这封信后由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为克服祖国教育的危机,信中建议使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建立一支基础科学队伍;建议从全国选拔一批十几岁的孩子集中培养,达到能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水平,然后再出国进行一段时间的实践。李政道后来回忆,“我实际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1

1978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少年班。而今,少年班制度已经运行四十余年,毕业生遍布学术、金融、高科技企业等领域,如庄小威2、骆利群3等已然成为各自领域内的领军人物,这一传奇式教育模式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仍然具有先锋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CUSPEA

1979年5月,李政道在北京友谊宾馆讲课:统计力学、粒子物理和场论。为期两个月,每日五小时。全国33个科研单位、78所高校,共约1000余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参加听课。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听到顶尖科学家的授课,是十分难得的。李政道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备课六小时,上午上课,下午讨论,中午还和部分听课的同学老师一起交流讨论。

在过程中,李政道发现,当时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状况,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4,一部分学生的基础非常好,如果能到当时最先进的实验室、研究机构进修深造,相信会得到很大提升。奈何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具备送他们出国留学的物质条件,托福等语言考试也未在中国落地,只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时任科学院副院长的严济慈在讨论中提出,能否在听课的研究生中选拔几位由李政道带到美国去读研究生。李政道试着采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题目,对研究生院的少数研究生进行了笔试和面试,为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五名研究生,这些学生于1979年秋赴美就读,他们学习期间的费用由哥伦比亚大学资助。

同年12月底,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考试。物理试题仍采用哥伦比亚大学的题目,英文试题由中国教授命题。他们的考试成绩非常好,该校又录取了三名。李先生同时向纽约市立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等校作了推荐,他们也从中录取了十名,同样提供资助。1980年2月1日,李政道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工作,向53所美国高水平的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和教授们发了二百多封内容相同的信。从那时起,CUSPEA正式全面地开始了。5

十年时间,近千名中国学生通过此项目赴北美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因为CUSPEA的制度和美国入学制度完全不同,而且规模又不小,因此,在美国的工作量惊人。李政道亲力亲为,投入了大量精力在此项目上,成为CUSPEA学者口中亲切的“大家长”。四十年倏忽而过,现在很多CUSPEA学者已经成长为业界翘楚,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创新,活跃在创新前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人才力量。

中国博士后制度6

从1978年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981年国内开始实施学位制度,1983年已有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此时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也陆续回国工作,如何妥善安排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长为应国需要的高科技人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983年和1984年5月李政道教授先后致信国家领导人,建议借鉴国外培养年轻高级人才的经验,在国内某些学术水平较高、科研条件较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设立“科研流动站”。李政道提出,应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制度,将流动的优点化成博士后制度整体的一部分,并就博士后制度的基本实施模式,包括目的、组织、经费以及解决户口、工资、编制、人事管理、住房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李政道的建议对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1985年7月,国务院批准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津贴、户口、住房几方面,解决博士后的后顾之忧,使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成为筑巢引凤,加速培养和造就高水平的年轻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

䇹政基金

“䇹政基金”是李政道教授及其亲属为了纪念李先生已故夫人秦惠䇹女士,于1998年捐赠私人储蓄建立的“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䇹政基金”现支持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兰州大学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六所高校的优秀本科学生进行基础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入选的学生则被命名为“䇹政学者”。每年一期,按秦惠䇹女士的遗愿:“䇹政学者”中的女性比例不应少于50%。

“䇹政基金”的宗旨是支持大学中优秀有志的本科生,利用寒暑假和课余时间,帮助他们创造条件,进入实验室尽早参与科学研究,与工作在科研前沿的科学家密切接触,使他们了解科学研究的本质,培养对科学的感情,激发对科学的内在兴趣,获得科学研究领域工作的训练和经验,并鼓励交叉学科的研究。

科艺基金

2013年1月31日,李政道先生致函上海交通大学时任张杰校长,表达了拟捐赠建立“上海交大李政道科艺讲座基金”(以下简称“科艺基金”)的愿望,并建议设立“上海交大李政道科学与艺术委员会”,负责协调举办关联的“上海交大科艺专题研讨年会”和“上海交大李政道科艺讲座及科艺作品大奖赛”。

2013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与李政道先生签署捐赠协议正式设立“科艺基金”。“科艺基金”每年围绕一个科学主题举办系列活动,希望研究和探讨科学的新成果和疑问,鼓励科学家与艺术家共同合作,研究和讨论科学和艺术的关系,用艺术形式展现科学对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至今已成功举办7届,荟萃了一批锐意创新、才思喷薄的科艺作品。主题画及获奖作品汇集成画册《科艺·李政道》已经付梓出版,不用到展览现场,读者也能欣赏到科艺作品的融合之美。

除此之外,李政道先生还建言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中国首次将同行评议引入科研经费的分配,逐渐形成国内运行最规范最具权威性的科研资助体系7。捐赠全部个人收藏和手稿档案等成立李政道图书馆,筹建李政道研究所,以吸引最顶尖的科学家,形成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历练一批属于我国自己的顶级科学家,推动物理学及其交叉学科研究的重大发展等等。

03

桃李不言自成蹊

在考察李政道育人思想和实践的过程中,确实有几点值得分享。

1

科学方法:从试验田到规范建制

以CUSPEA为例,最初是从Pre-CUSPEA开始,即1979年的两期,尝试了遴选方式、笔试口试内容等,根据CUSPEA入读后学校和学生的反馈,再总结经验正式开始。这一过程,正充分体现了李政道先生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充分调研,控制变量,小规模实验,根据成效,验证修订,稳步推进,形成规范建制,然后铺展开来。

“䇹政基金”也是如此,最初是4所高校,然后是5所,现在是6所。不盲目扩张,而是要保障基金支持的相关单位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将科研活动引入本科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同时,促进他们全面素质的提高,使一批批优秀本科生脱颖而出。

2

示范效应:从小而美到星火燎原

李政道先生倡导设计的各种育人项目,在一开始,常常是以解决某个问题为目的的,但是因为成效显著,就被纷纷仿效,远超最初的规模,具有示范效应。

例如CUSPEA实施两年后,口碑非常好。美籍分子生物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Ray Wu)受启发,仿效发起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hina 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xaminationand Administration Program,简称CUSBEA项目),在中国选拔优秀学生赴美国学习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该项目自1981年开始至1989年结束,先后派出了422名学生赴美攻读生物学科博士学位,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生命科学的杰出人才。

“䇹政基金”也有这样的示范带动效应。不同于其它奖学金,“䇹政基金”不是奖励学习成绩和既有成果,而是在基金实施过程中提供条件和机会,促进本科生参与科研。“䇹政基金”的实施,让原来只停留在上课考试的本科生,能够实地参与一线调研实验,在研究中学习,在研究中筛选出有志于擅长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避免出现直博了才发现不适合自身志趣的问题,让学生在最有活力和选择主动权的时候,充分参与和了解学术之路的真实情况。

李政道先生多次强调:基础研究要抓住正确的方向,要在研究中间来培养人才。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他们年轻时,在他们富有创造力的时候,在他们愿意献身基础科学研究的时候,进行认真地培养。现在本科生参与科研愈发常见,不少学校以“䇹政基金”为范本来设计落实本科生科研促进项目,更多的学生受益其中。

3

人文情怀:从全流程育人到全方位关心人

李政道先生的人文情怀,最突出的是推己及人、奖掖后学。在访谈和文章中,李政道先生多次回忆自己青少年时期得到的恩师指点和求学机遇,十分感恩,也要想方设法为年轻人提供促进学习交流的环境和机遇。从为本科生提供科研经费支持的“䇹政基金”,到CUSPEA项目,到博士毕业后进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再到自然科学基金会,为年轻学者从青涩到成熟一路保驾护航。

尤为可贵的是,李政道的人才培养理念不是以人为器,而是在尊重人的差异性的前提下,基于现有的社会条件全方位促进人的发展和幸福。少年班,是关注到早慧少年,有针对性地进行超常规的培养;“䇹政基金”规定“䇹政学者”中的女性比例不应少于50%,这对于一些男多女少的理工高校来说,给了女学生更大的信心和机会,激发出更多女性投身科学的热望。博士后制度设计之初,李政道先生就对解决户口、工资、编制、人事管理、住房等方面提出细致周到的建议,解决孩子的户口和入学问题,常常让一贯严肃刚毅的学者们喜不自禁。CUSPEA项目帮助家境贫寒的学子,接受全球顶尖的教育,在异国他乡不会因为生存捉襟见肘,能心无旁骛投入学习研究;自然科学基金,外审盲评等流程规范的制定,打破学校等级的圈层,以程序正义获得申请者个人和单位的认可,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04

结语

科学方法、示范效应和人文情怀,让李政道的育人事业不断扩展深化。此外李政道先生和中国领导人的交流互动,为育人项目的展开提供了政治保障和资源支持8;李政道先生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和支持,强调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地位,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出战略的前瞻性,2020年开始强基计划9在全国施行;李政道先生对于面对面教学的重视,一对一师徒式培养的强调以及科艺融通、增强人文艺术通识教育等理念,对今天的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参考。

李先生心系祖国教育事业,倾注满腔热忱,殚精竭虑,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快培养优秀人才,做了大量卓有成效、极具创新精神和战略智慧的工作,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创新人才培养思想和实践体系。

这些智慧和努力,值得被更多人了解、学习、效仿。

注释

1.参考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年谱部分。

2.庄小威,1972年1月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如皋市,1987年考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96年博士毕业后进入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师从朱棣文;生物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物理学双聘教授。

3.骆利群,1966年1月出生于中国上海,1981年考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86年通过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公费留学生考试,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神经生物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教授。

4.李政道,我和CUSPEA[J],神州学人, 2005,(04)

5.详见赵天池,天语物道-李政道评传,中国计划出版社,2017.12

6.详见冯支越,从CUSPEA项目到中国博士后制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1卷第4期

7.韩孝成,李政道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4期

8.施宝华,邓小平的科学家朋友:李政道[M],作家出版社,2014年12月

9.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也称强基计划,是教育部开展的招生改革工作,主要是为了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

参考文献

[1]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年5月第1版

[2]吴塘、柳怀祖,CUSPEA十年(第二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赵天池,天语物道-李政道评传[M],中国计划出版社,2017.12

[4]陈小科 张大庆,CUSBEA项目及其对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6,(01)

[5]https://junzheng.sjtu.edu.cn/general/cure䇹政基金管理委员会官网

[6]http://tdleelib.lib.sjtu.edu.cn/李政道数字资源中心

三思派


李政道与他的三位中国恩师

1945年夏天,原子弹的威力不仅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败亡,也震撼了身处二战煎熬之中的各国政治家的心。

譬如,当时的蒋介石就听从了高参们的意见和建议,计划向美国学习原子技术,在中国研发原子弹。

于是,从1945年秋开始,国民政府就开始为研制原子弹而做准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1946年派员赴美学习原子技术的“种子计划”了。

李政道

在“种子计划”遴选出的6位年轻人中,李政道最引人注目。

李政道当时不足20岁,仅为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在读学生。

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大二的学生,竟然被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吴大猷教授选中赴美深造学习原子技术,这不仅让时人大为惊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

要知道,彼时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不仅有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还有在读研究生(彼时已赴美的杨振宁即为该系研究生),甚至还有不少毕业留校青年教师(与李政道一起赴美的朱光亚就是留校工作的助教)。

也就是说,吴大猷并非无人可选,可他为何偏偏选中了李政道?他如何面对和处理来自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的非议和不满?又是谁鼎力支持他的决定?

束星北的“启蒙”之功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用在李政道的身上可谓恰如其分。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李政道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难以获得完整的基础教育。

李政道的特殊性在于,他甚至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毕业过!

也就是说,学生时代的李政道只获得过博士学位!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而事实就是如此。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政道没有接受严格的科学训练。恰恰相反,李政道凭借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天分,在每一个学习阶段,都有超越同龄人的付出和收获。

1935—1937年,李政道在上海读小学,1937年11月12日,侵华日军占领上海,他被迫辍学。

1938—1941年,李政道前往租界念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8日日军进占外国租界,上海完全沦陷,李政道再次辍学。

因志在向学并难以忍受日军在上海的野蛮行径,他决心离开上海。

1942—1943年,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江西,就读于赣州联合中学。

这一时期,李政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学,既是学生,又当老师。

中学未毕业即赴贵州参加高考,竟如愿考上浙江大学(贵州湄潭)。赴贵阳途中身染恶疾,受尽磨难,几乎死掉。

也就是在浙江大学,李政道幸遇他人生中的第一位恩师——束星北。

束星北

对于束星北的“启蒙”之功,李政道一直念念不忘,以至于在1972年首次回国时,他第一个想见的老师就是束星北,多次询问束星北的近况并表示关心。

在以后李政道频繁回国的多种场合和多个回忆性文章里,李政道都表达了对束星北的感激之情。

在为《束星北档案》一书所写的《序》里,李政道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束星北对他的教育和影响,他说:“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老师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李政道本来考取的是浙江大学的电机系,而束星北是物理系教授。

对于结识束星北的过程,他说:“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

李政道在入学后不久便转学至物理系。

当时,浙大师生关系融洽、学术讨论自由,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政道:“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当时浙大一年级学生在永兴上课,束星北每周或两周由湄潭到永兴一天,为物理系的同学上自由讨论课。

李政道说:“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1944年底,日军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办学也陷于停顿。

那时交通极为不便,1944年暑期受伤了的李政道随束星北去了重庆,在那里与家人团聚,并听从了束星北的建议为转学西南联大做准备。

在重庆的半年时间里,据李政道回忆: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琼斯(J. 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随达尔文(C. G. 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琼斯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李政道在浙大只读了一年,但在束星北、王淦昌等名师的悉心指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已对物理学整体有了一定了解,特别是在与束星北一对一的讨论学习中,激发了李政道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热情,用李政道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而滞留重庆期间研读束星北赠送的琼斯电磁学名著,则无意之中为李政道进入西南联大后能迅速脱颖而出做好了铺垫。

吴大猷对李政道的青睐

1945年春,带着对物理学的深深热爱,李政道经人介绍,转学至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就读。

对此,时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的吴大猷回忆说:

“1945年春的一天,忽然有个不到二十岁的胖胖的孩子拿着一封介绍信来找我……那时,恰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若及格,则等到暑假正式转入二年级时,可免读以前课程。”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为后世敬仰。

西南联大的物理学科更是一流,对此朱光亚曾说:“那时的西南联大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云集了大批名师,学术研究气氛非常浓厚。在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等老师的影响下,联大物理系坚持着眼世界科学前沿开展教学和研究,充满了朝气和自信。”

大师云集的联大物理系令李政道如鱼得水,其天赋和才能很快便显露出来。

李政道的勤奋和天资让吴大猷很惊讶,以至于吴大猷称其为“奇才”。

吴大猷在李政道、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奖后,曾屡次谈到李、杨二人特别是李政道的成长经历,下面这段吴大猷的回忆可以很好反映西南联大时期李政道的异禀:

“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还常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样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地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做题的步骤和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冠世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亦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

由这段话也可以看出,吴大猷对李政道的欣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只是基于日积月累的接触和观察,发现李政道因勤奋而“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

并且,我们从吴大猷的回忆中还可以看出,年轻的李政道并非死读书的书呆子,而是情商很高,非常机灵,又善解人意,还比较勤快,完全没有富家子弟的纨绔习气,因此深得吴大猷喜爱。

李政道不仅物理专业课成绩好,数学课成绩也很优秀。

据彼时的同学黄祖洽回忆:“我们共同上过分别由赵忠尧、叶企孙和蒋硕民等先生开的理论力学、电磁学和高等代数等课,另外政道还参加了吴大猷先生为高年级同学开的近代物理课……1980年,我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来工作,一次去拜访当时也在北师大讲课的蒋硕民先生,说起当年在西南联大选修他讲授的高等代数时,蒋先生还记得政道、万哲先和我三个人的学习在班上比较优异的情况。”

可见,李政道的数学成绩给了任课老师极为深刻的印象。

尽管李政道在西南联大的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时光,但他的天资和才华却已显露出来。

朱光亚后来回忆说:“我们一起听课,一起讨论,相互启发。探索研究带来的兴奋激励着我们,常常通宵达旦、不知疲倦,心中充满了激情。那时,政道即已显露超人的物理才华,深受老师的赞誉和同学们的钦佩。”

李政道的人生也即将因为已经展露出来的才华而改变。

1945年秋,蒋介石的原子弹计划及其“种子计划”启动,吴大猷获准带两名年轻的助手一同前往美国学习原子技术,而且这两名助手由他自己挑选。

吴大猷首先挑选了1944年联大毕业留校当助教的朱光亚,然后挑选了还是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因为在他看来,“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具有天赋、学习勤奋的没有像李政道的”。

就这样,幸运之神降临到一个19岁的孩子身上。

那么,吴大猷对自己的选择有没有犹豫过呢?毕竟李政道只是个只有19岁的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能堪当起学成原子技术的大任吗?

叶企孙支持吴大猷的选择

在为《束星北档案》所写的《序》里,李政道谈到了三位恩师:“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

在这里,李政道并没有提到叶企孙,但叶企孙却是李政道人生面临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吴大猷选择仅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李政道赴美,自然会引起不满和议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事放在今天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

吴大猷在犹豫之际,一定是要找“领导”商量的,当时吴大猷的直接上司就是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

叶企孙

叶企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10位是叶企孙的学生或者他有推荐之功:包括钱学森、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王希季等。

另外,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戴振铎、王竹溪、钱伟长等也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叶企孙被誉为是“培养大师的大师”。

吴大猷找叶企孙商量,谈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叶企孙与他的想法一致,完全支持他的选择,完全同意李政道赴美学习。

关于这个十分关键的历史细节,近年来随着口述史的发展,笔者发现了三个版本的说法:

一是李政道自己在《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纪念叶企孙老师》一文里的记述,他说:“吴大猷老师从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中,推荐朱光亚一人,尚缺一人他无法确定,就找当年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老师,叶老师破格推荐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去美国作博士生。”

显然,李政道的记述比较简单。

二是叶铭汉院士为祝贺李政道先生九十华诞而作的《李政道在西南联合大学》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当时吴大猷是物理系主任,他有一点顾虑,提拔李政道,可能在物理系助教中引起不满。我的叔父当时担任理学院院长,吴大猷找我的叔父商议。我的叔父也认为应该破格提拔李政道。理学院院长同意了,就此敲定了。”

叶铭汉院士在西南联大时与李政道的宿舍相邻,两人虽不在一个系科,但却是好朋友,而且叶铭汉的叔父就是当时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因此他的回忆是可信的。

三是叶铭汉院士接受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口述史访谈时所讲的内容,这份材料更为丰富:

“吴大猷就挑了李政道。可是这样做法,引起有的助教不满意。李政道当时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实际上,李政道已把大学三年级的课都听了,同时他还听了吴大猷先生给大学四年级、研究生开的《量子力学》,也就是说,李政道的学习程度相当于大学四年级的水平。这时候,吴大猷拿不定主意,就找叶企孙先生,叶先生当时极力推荐李政道,这样一来,这个事情就通过了。那时候叶先生是理学院院长,有的时候梅贻琦校长不在昆明时,他曾代理校长管理学校,所以他讲的话,比较有权威性。”

就这样,在叶企孙的鼎力支持下,选李政道赴美深造一事,尘埃落定。

李政道对老师的推荐一直感念在心。

吴大猷(左)与李政道(右)

对于吴大猷,李政道曾在多个场合和文章里谈到他的知遇之恩,在此不赘述,仅举一例。

1957年10月31日,该年度诺贝尔奖物理学奖揭晓,李政道和杨振宁折桂。

李政道获知电讯后,立即给吴大猷写信,告知喜讯并感谢他的栽培之恩,李政道信中说:“现在的成就,大部分由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而假使在46年没有能来美的机会,那更根本不可能会有这几年的工作,此点我深深感觉,特此致意。”

对于叶企孙,李政道也心怀感念,2006年他在《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纪念叶企孙老师》中写道:“没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老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叶企孙慧眼识得李政道才华

接下来的问题是,叶企孙凭什么也极力推荐李政道呢?他是怎样了解到李政道的天资与学识的呢?

叶铭汉(右)与叔父叶企孙(中)为数不多的合影之一

叶铭汉的另外一段回忆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政道除了听吴大猷的课和其他高年级的物理、数学课之外,还选修了电磁学。他虽已经自学过高深的Jeans的电磁学,为了学分,不得不按规定选电磁学。跟他一起选电磁学的李德平院士回忆,政道在上电磁学的时候看别的较深的电磁学书,被教课的我的叔父叶企孙先生发现了。课后叶先生找李政道了解了情况。叶先生说,我教的内容,你都学过了,你不必上我的课,学期终了时你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你对电磁学实验没有接触过,实验很重要,你一定要受到做实验的训练。学期终了,你的实验成绩跟你期终考试成绩一起计算。”

李政道的电磁学功底深厚,得益于束星北对李政道的教育,因为李政道已经研读过的琼斯的电磁学书籍,这正是束星北赠送给李政道的——李政道受到了叶企孙的赏识而且令他印象深刻——他赞同吴大猷的选择,支持李政道赴美深造的理由正在于此。

1993年,叶铭汉在整理叶企孙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叶企孙珍藏多年的李政道的电磁学考试试卷,叶企孙先生在试卷上规整地批改了李政道的答题情况,并给出了分数:“李政道:58+25=83”。李政道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为58分(满分60),实验只得了25分(满分40分)。

由这份珍贵的试卷我们可以看到,李政道的电磁学成绩,理论考试部分几乎得满分,而实验成绩则比较低,仅为刚刚及格。

战争导致李政道的生活颠沛流离,他的学业也断断续续,因此不能得到很好的实验训练。

据叶铭汉回忆:

“李先生做实验不太顺利,他到实验室里好奇,不小心把一个电流计的丝弄断了。这根丝是国外买来的。电流计的丝上挂着个小镜子,电流通过时镜子转动,光通过镜子照出去,落在半圆形的尺子上,这样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晰。这个丝是很宝贵的,物理系只有两三根这样的丝,他弄断了一根,当时助教大为生气。后来李先生电学实验的分数是70分,差不多是最低分了。”

然而,瑕不掩瑜,李政道用自己的勤奋与才华赢得了吴大猷的欣赏,赢得了叶企孙的支持,也为自己的人生赢得了机遇。

1946年秋,李政道和其他几位年轻人怀揣梦想,从上海乘船赴美,开启了世界近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个新篇章。

李政道对自己早年的“机遇”与“幸运”极为感恩。

后来,李政道尽心尽力,不断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多源于这种感恩情结。

笔者以李政道一段著名的谈话,即李政道谈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的一段话结束全文。

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李政道对自己早年的“机遇”与“幸运”的最好诠释:“1946年,经吴大猷教授的推荐,我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美留学,在物理学方面继续深造。他给我的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但从它的本质来说,也是最难驾驭的。尽管机遇不可能预定,但它的出现几率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却可以人为增加。我对于1946年的这一机遇的珍视,是促使我近年来组织CUSPEA考试的主因之一,希望更多类似的机遇能够光顾其他年轻人。”

参考文献

[1]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李政道年谱[A]. 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2]刘海军. 束星北档案: 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3]冯友兰等. 联大教授[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4]朱光亚. 我和政道六十多年的友谊[A]. 李政道教授八十华诞文集[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5]黄祖洽. 学比海、狄, 情系华夏[A]. 李政道教授八十华诞文集[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6]虞昊. 叶企孙[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7]李政道. 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纪念叶企孙老师[A] . 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 [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8]叶铭汉. 李政道在西南联合大学[A]. 李政道教授九十华诞文集[C].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9]口述史资料. 叶铭汉院士访谈录[R].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10]李政道. 李政道文录[C].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11]李政道. 往事回忆: 早期芝加哥的岁月和宇称不守恒[A]. 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 [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作者简介:黄庆桥,理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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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的恋爱往事



李政道和他的夫人秦惠箬

编者按

今天520,让我们讲一个美丽的科学家的爱情故事。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谈恋爱就像做科研那样认真而执着。

李政道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大家有所耳闻,但对他的情感故事却知之甚少。本文讲述了李政道和妻子秦惠箬相遇、相知、相爱的故事。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旅程中,爱情始终是李政道赢得事业成功和幸福生活的源泉。

文章节选自季承撰写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一书。

撰文 | 季 承

01

意中人是秦惠箬而不是南希

1946年秋,20岁的李政道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时候,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十年奋斗的规划。他暗下决心,不在学术上取得大成就,不会过早地搞恋爱、结婚。可是,十年为期,似乎太长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又给自己放宽了期限——25岁以后可以开始考虑。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便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二手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以外,李政道还记得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他们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等到回来的时候,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把车子买下。李政道未做过多的思考,同意这样做。

李政道买车当然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因此,李政道便经常要满足要好的同学们的请求充当他们的司机。其中,最有戏剧性的便是开车去看女学生。那时,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学生很少,男学生很难找女朋友,一旦听说有新的女学生来了,便要去看看。

1948年圣诞节前夕,李政道的朋友黄宛请他帮忙到火车站接他的朋友凌宁的妹妹。黄宛是从中国来美国学医的,他的朋友凌宁的妹妹叫南希·凌,是从堪萨斯州哈维埃尔来芝加哥度假的。李政道欣然从命。

李政道和凌宁到了火车站,发现,除了凌宁的妹妹外,一同到达的还有一位中国女学生。这位不速之客的中国女生,身材苗条,端庄秀丽,十分妩媚漂亮。李政道见了,心里不觉一动。人们通常说的那种“一见钟情”、“心有灵犀一点通”、“触电”等现象,都在李政道身上发生了。

那位女生姓秦,芳名惠箬,是南希的同学,她是陪南希到芝加哥来度圣诞节的。但是,人们并没有料到,在那短暂的见面时刻,发生“一见钟情”的,并不止是李政道和秦惠箬二人。不知是什么力量,南希·凌的心里也发生了“一见钟情”的感觉,对来接他的那位中国小伙子产生了突然性的好感,李政道当然没有觉察到。

李政道接完人回到了自己居住的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公寓休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无法入睡。他觉得今晚他的精神有点异样。细考究去,发现是那位女生秦惠箬的身影总在自己脑海里,拂拭不去,欲罢不能。

李政道对这种感觉很陌生,但又很新鲜。他暗自想:这难道就是爱的启蒙吗?

李政道抑制不住这种特别的感觉,就跑到黄宛的宿舍。黄宛对李政道说,这次南希来芝加哥度圣诞节,目的之一就是找个男朋友。他进一步说,南希对李政道的印象不错,有意和他交朋友呢。这使李政道大出意外,因为他对南希并没有什么心动之感。当时李政道对黄宛说明,他的意中人是秦惠箬而不是南希。

此后,李政道一反他在找女朋友上的“超然态度”,也忙碌起来了。他积极地参加各项活动,对两位姑娘表现得十分殷勤。二位姑娘很快结束了在芝加哥的度假,回哈维埃尔去了。

爱情的种子已经撒下,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但是,它们如何萌芽成长,情形却大不一样。

02

再追求,很罗曼蒂克

秦惠箬原籍甘肃天水,后来迁居江苏无锡,后又迁居上海。秦惠箬在上海读的是教会学校。在读高三时,她听说天主教堂的牧师在物色人选赴美国留学,她便去找这位牧师要求去美国留学。她的要求居然得到了牧师的首肯。

1947年7月,秦惠箬搭乘轮船赴美留学。秦惠箬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决定了在她的身上具有中西文化两方面的特点。这次去芝加哥度假,她虽然深为李政道的热情而受触动,而且在内心里也有某种异样的感情浮现,但她仍深藏不露,表面上表现得很平静。她在等待着事情的发展。

南希姑娘从芝加哥回哈维埃尔之后,心里对李政道的印象,很快就变成了奔放的激情。

李政道在巧遇秦惠箬之后,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想,秦惠箬都完全合乎自己的理想:一位东方式的姑娘,美丽、含蓄、热情、持重。他决定向她“进攻”。这时,李政道又去征求黄宛的意见。黄宛建议她:不要犹豫,立刻行动。于是,1948年初,李政道给秦惠箬写了第一封求爱的信。

秦惠箬对李政道有好感,当她接到李政道的信时,也有了自己的打算。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费米

在芝加哥,李政道等待秦惠箬的回信已如“热锅上的蚂蚁”,甚至已经显得身体消瘦,精神不振。这甚至引起了他的导师费米的注意,便悄悄地问杨振宁:“李政道最近瘦了许多,注意力也不集中,是不是经济上遇到了什么困难?”

其实,这个时候,李政道已经接到秦惠箬的回信,信里虽然没有做出什么许诺,可是却邀请李政道在五月去参加圣玛丽学院举办的盛大舞会。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李政道为此兴奋不已。他立刻着手实施两项计划:一是减肥;一是学习跳舞。按说,李政道那时并不很肥胖,可是却有“小胖子”的绰号,他觉得这对于争取秦惠箬的爱情不利。减肥的确有了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费米都看出来李政道消瘦了的原因。

至于跳舞,这对李政道说来比减肥困难更大。他的家庭虽然富裕,但他成长的环境哪里允许他学跳舞?一向办事认真的他,参加了亚瑟·默里·丹斯舞蹈训练班,认真地学起了跳舞。训练班的6门课程他都参加,很快掌握了跳舞的基本技法,足以对付秦惠箬邀请他参加的舞会。届时,李政道前去哈维埃尔参加圣玛丽学院的舞会。

1948年夏天,李政道邀请凌宁和他妹妹南希,当然还有秦惠箬去美国西部旅行。一切准备工作都由李政道负责。李政道有汽车,然后他又购置了野营用的帐篷、吊床、毯子以及充足的食品等。

旅行非常完满,李政道和秦惠箬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感情逐渐升华,事实上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热恋。

03

南希暗恋李政道,为其自杀

就在李政道和秦惠箬热恋的时刻,1950年年初却传来了南希自杀的消息。据李政道分析,南希的自杀可能与他有关。自从南希在芝加哥遇到李政道之后,她心里充满了对李政道的爱慕之情,但是她的这种爱慕却没有得到李政道的回应。在1948年夏季,她接受李政道的邀请,和哥哥凌宁、秦惠箬一起去美国西部旅游,那时她对李政道还抱有热切的希望。

可是,旅游结束后,她终究明白了她恐怕是一位多余的痴情者,决心离开这个令人烦恼的世界。但是她的目的没能达成,她被紧急送进了维其塔医院,抢救过来。后来她嫁给了维其塔的一位中国饭店的老板。南希后来成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动物学教授。

1949年11月,秦惠箬得了阑尾炎,住进了医院。李政道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到维其塔去,在医院里精心伺候。一个月下来,秦惠箬身体康复,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李政道向秦惠箬求爱,秦惠箬也答应了李政道的请求。

1949年12月,李政道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和博士学位的外文考试,到1950年6月才拿到博士学位的证书。

1950年1月,费米介绍李政道去威斯康星州约克斯天文观察站任研究员,在钱德拉斯卡手下工作。这样,李政道就离开了芝加哥。也就在这个比较动荡的时候,南希自杀的事情发生了。

南希虽然没有死去,却抱怨秦惠箬“偷”走了本该属于她的李政道。秦惠箬受到很大的压力。她改信天主教,并诚恳地忤悔自己的“罪”。于是,李政道安排了一次特别的旅行来安抚秦惠箬。在这次旅行途中,他们最后确定了结婚的具体日期,并把此决定报告给了秦惠箬的父亲。

04

为夫君放弃硕士学位

1950年6月,秦惠箬从圣玛丽学院毕业,李政道和秦惠箬决定结婚,他们的婚礼在芝加哥市政府大厦举行。然后,他们去威斯康星州的山谷里度蜜月。

李政道和秦惠箬的婚礼

在约克斯天文台工作虽只有8个月的时间,李政道却做出了重要的结果。他的一篇论文将白矮星的钱德拉斯卡上限质量极限,从5.6倍太阳质量降到后来公认的1.4倍。

钱德拉斯卡非常推崇这一工作。但是,钱德拉斯卡学术权威作风十分严重,很难听进不同意见。李政道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经常提出新的见解和问题,这使钱德拉斯卡不能容忍。

所以,他经常与李政道发生争执,使得李政道手足无措。李政道觉得这不是他理想的继续工作的地方。半年之后,李政道离开了约克斯天文观察站去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的助教,做研究工作。秦惠箬则去那里读硕士学位。

美国对亚裔的歧视由来已久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焚烧唐人街、迫害华人事件接连发生。加州政府甚至制定了歧视华人的法律条例。李政道夫妇开始住在都朗旅馆里,但是,当他们尝试去租房的时候,却遇到了明显的歧视。没有人愿意出租房子给他们,因为他们是华人。地方法律还规定,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不能够在美国拥有不动产。这意味着,他们也不能买房。

后来,他们只好住进了加州大学已婚学生宿舍,那是一种很小的公寓式的住宅。秦惠箬对李政道说,如果他们要组织家庭,要生儿育女,她可不愿意让他们的下一代生活在西海岸这样歧视华人的地方。

1951年春季,加州大学要给李政道一个讲师的位子,但是要经过忠诚宣誓,从十个人中间选择一个。学校认为,像这样的工作职位,再没有别的单位会给他。但是,李政道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歧视,拒绝了这个职位。

为了让李政道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秦惠箬决定放弃自己攻读硕士学位的计划。这样李政道就可以选择最适合他的工作环境。就这样,李政道接受了费米的推荐,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

1951年9月,李政道和秦惠箬来到了著名学府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住进了学院的公寓,从此开始了通向诺贝尔奖的科研之路。

赛先生


李政道为何将手稿、艺术珍藏和故居捐赠给了上海交大?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2023年,李政道曾将自己的藏书房作为展览,复刻进了上海图书馆东馆的7楼,彼时,这两句便是引领读者“穿梭”进书房的“门头”。如今,这两句出现在了纪念他的讣文中,作为他一生的写照。
8月5日,上海交通大学方面发布讣告称,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高等科技中心终身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名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名誉所长李政道先生,于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凌晨2时33分,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7周岁。
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诸多领域,李政道不断攀登科学高峰,“功勋卓著”;在中国科技教育事业发展方面,李政道也作出诸多贡献,如促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建立,设立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建言设置博士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制度,设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提议建立李政道研究所,推动中国基础研究聚焦根本性科学问题。
李政道图书馆和李政道研究所坐落的上海交通大学,更是与李政道渊源颇深。“我挑选交大为我珍藏的科艺作品、一生累积的手稿及各类文稿的存储之地的重要因素,在您的亲自领导和积极推动下,李政道图书馆在交大成功建成……您对䇹政基金和李政道科艺基金等活动热心参与,使这些项目对交大乃至全国产生影响,惠及青年。在您的不懈协调和推动下,李政道研究所亦正式成立,深信在您的继续关注下,一定亦能如波尔研究所成世界一流水平,为国家培养人才做出贡献。”2017年,被李政道视为“忘年至交”的张杰,从上海交通大学调任中国科学院,李政道曾致信于他,高度概括了近年来自己与上海交大的故事。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从上海交大了解到,事实上,1987年李政道受聘为上海交大名誉教授之前,他便与上海交大产生了深厚情谊,至今已四十余年。
早在1978年,为了能让上海交大师生了解国际物理发展的最新动态,李政道曾向上海交大捐赠了三册《物理讲义》和两册物理习题。1979年,李政道首次到访上海交大,访校期间赠送工程力学系一台电子计算机,并商谈了交换研究人员和学生等事宜。自1980年开始至1987年,交大共有11位学子通过李政道组织设立的CUSPEA项目出国深造。
1987年,李政道受聘为上海交大名誉教授,在受聘仪式上,他勉励上海交大学子“坚持自尊自信”。
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是李政道最为重视的事业之一,也是两国间自改革开放后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合作项目。2003至2006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局长的张杰院士,担任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在李政道的多方指导下,张杰推进中美合作,创造性地解决了中美科技合作中诸多难题,深得李政道信任,被李政道称为“忘年至交”。
2006年起,张杰就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极大增进了李政道对上海交通大学的了解。2009年,李政道受张杰之邀访问上海交大,做客学校励志讲坛,以“以天之语,解物之道”为主题做科学报告,并与师生展开深入交流。有上海交大教师回忆,那时的讲堂“座无虚席,走廊上都站满了莘莘学子”。

李政道图书馆  IC 资料图
2010年,李政道经过与张杰数度“秉烛深谈”,深刻认同交大文化与人才培养理念,遂决定将其收藏多年的手稿、奖章、艺术珍藏和故居等捐赠给交大,以激励后学。自2011年起,李政道陆续将各类文献手稿、诺贝尔奖章、科艺作品及上海的房产无偿捐赠给上海交通大学。时任校长张杰也专程赴哥伦比亚大学,经多次沟通交流,方得到李政道同意,使用李政道之名命名展示这些珍贵赠品的图书馆。2014年,李政道图书馆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正式落成。
作为倡导科学与艺术交融的智慧使者,李政道躬亲实践,与中国多位顶级艺术家合作,将科学思想融入艺术创作,留下诸多内涵丰富、意蕴隽永的传世佳作。2013年,李政道与张杰商定,由李政道捐款设立永久基金项目“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讲座基金”,以“科艺融合”的理念助力上海交大交叉学科建设和新型人才培养。

上海交大教师展示的2021年新年李政道先生画的贺卡  受访者 供图
值得一提的是,后续,有上海交大的师生连续几个新年收到了由李政道自己画的新年贺卡。“他确实是践行科学与艺术交融的智慧使者。”有上海交大教师向记者感慨。
为了纪念夫人秦惠䇹女士,同时让高校本科学生尽早接触科学研究与活跃科学家,李政道于1998年用私人积蓄设立了永久基金项目“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简称“䇹政基金”)。2013年上海交大加入䇹政基金,以“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思维的科研精英及领袖人才”为目标,十年运行已顺利培养䇹政学者325人。2015年,李政道亲笔致信各䇹政高校,将䇹政基金管理委员会依托单位移至上海交大,首版䇹政基金管理委员会网站也是由上海交大学子自主设计开发。
2016年,在李政道的建议下,党和国家支持上海交大建立以根本性科学问题突破、培养国际性大师级第一流人才为目标的李政道研究所,旨在建设成为世界顶级科学研究机构,推动中国基础研究聚焦根本性科学问题。2021年年底,李政道请张杰担任李政道研究所所长,继续推动李政道研究所的建设。
如今,从四川锦屏2400米深的PandaX暗物质和中微子探测装置,到青海冷湖海拔4300米的JUST光谱望远镜,再到海南南海3500米深海中微子望远镜建设……李政道研究所的科研足迹上天入地,勇探未至之境,取得了诸多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为什么说李政道最大的成就不是诺奖?



作者|刘正

Simon Kucher战略咨询顾问

天体物理奥赛前国家队成员

在北半球冬季星空中,最光辉夺目的莫过于全天最亮的天狼星,如明灯般挂在猎户座身后。但在天狼星的侧畔,其实还有一颗伴星,通常被称为天狼星B,或“小狗星”。尽管只有8.7等(星等是用来描述天体亮度的一个尺度。星等数值越小,表示天体越亮;数值越大,表示天体越暗)的暗弱微光,但这颗“小狗星”在天体物理学领域却赫赫有名——因为这是第一颗被人类发现的白矮星,也是目前已知质量最大的白矮星之一。

图:天狼星及其伴星

北京时间2024年8月5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逝世,享年97岁。许多人都津津乐道于他以宇称不守恒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鲜为人知的是,李政道还奠定了白矮星演化理论的基础。

师从费米,24岁首秀展现一流计算功底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被吴大猷和叶企孙先生联名推荐去美国攻读研究生。而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则是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得主恩里克·费米——对,就是那个在学校体育场建核反应堆,用纸屑漂移手算原子弹当量的费米。

作为物理学黄金一代的一员,费米对物理学宏观现象,尤其是天文学的兴趣不亚于他对量子物理的研究,并把这种好奇心传给了李政道。而费米实事求是的作风,也让他的第一个中国学生终身难忘。

有一天,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央的温度是多少,李回答说:“大约一千万度。”费米问:“你怎么知道的?”李诚实地回答:“是书上说的”,但费米并不满意,而是建议李政道自己动手建模算一下。于是李政道用几周时间造了一个6.7英尺长的计算尺,用于求解辐射传递方程的积分计算,得出了精确的答案——1571万摄氏度。

图:李政道和用于计算太阳温度的超大计算尺

1949年,在费米的建议下,李政道决定以白矮星作为博士毕业论文的课题。白矮星,一个神秘的天体,它的质量和表面温度与太阳相似,但光度却仅有千分之一,据此推断其平均密度应是太阳的100倍以上,一个火柴盒的白矮星质量就超过了一吨。彼时天文学家通过光谱学分析认为白矮星主要由氢构成,在这么高密度的简并态下氢原子核是如何进行核反应,就成了难以破解的谜题。

于是,李政道构建了白矮星内部不同条件下的状态方程,从一般物理状态的外层到高度简并的核心,还特别考虑计算了固体下的电子热导率,这是白矮星内部温度分布的重要参数。而在对这个模型进行数值计算后,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白矮星无法依靠氢原子核聚变实现辐射-引力平衡。

真相是,白矮星的内部几乎没有氢!

这意味着白矮星本质上是一个靠简并态支撑的结构、且无法制造能量,只能不断冷却的“铁球”(由碳氧原子构成)。以这个发现为基础,李政道进一步计算出白矮星的质量上限不会超过1.44个太阳质量。

质量超过这一极限的天体则会演化成黑洞,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在李政道发表论文的那一年,霍金刚刚上大学。

24岁的李政道完成了物理学界的首秀,展示出在天体物理、核物理、凝聚态物理、统计物理、流体力学等方面深刻的洞察和一流的计算功底。

那个年代的物理学依然是充满了迷雾的无限原野,而李政道,这个来自中国的天才小子,将在接下来的七年间遍历天体物理(致密星),流体力学(湍流),统计物理(李-杨定律),凝聚态物理(极化子理论),量子场论(李模型)的重要难题,最终,以基本粒子物理中最精彩的一个猜想,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在最好的年纪,李政道如一道炫目的白光,照亮了科学的新边疆。

在这之后的四十年里,李政道仍在不断地拓展和杨振宁一起发现的这片沃土,甚至还顺手把自己发明的非拓扑孤子理论用回到天体物理学上,提出了“孤子星”模型,成为暗物质和类星体最可能的假想之一。

一代宗师,后半生致力于培养中国科学家

但这些,都不是今天我们纪念李政道的最关键原因。

物理学黄金一代最年轻的费米,点亮了李政道的物理学之路,而作为白银时代最耀眼的天才,李政道给整整一代的中国科学家开拓出一条学术大道。

1972年中美破冰之后,李政道第一时间回国访问。在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时,大胆提出了跨越式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而这一提议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创办的重要依据。此后,李政道多次专程前往合肥,和少年班的学子交流,鼓励他们为国成才。

图:1984年,李政道与少年班师生合影

由于此前的特殊时期,中国已和世界学术圈隔离多年,许多优秀的学生被困在国内,无法接触到最新的研究和正规的学术训练。

1979年,李政道在回国讲学间隙请求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为中科院的研究生出一份考题,最终有5名学生通过考试,李政道为他们补办手续,资助他们前往哥大留学。

此后的半年间,李政道陆续向美国53所大学的物理系寄出200多封邮件,邀请他们效仿哥大模式招收中国学生,得到积极回应。

这一行动,开启了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的传奇十年。从1980到1988年,CUSPEA共招收915名博士生赴美深造,陆续成为中国物理学界的中坚力量,迅速缩小了国内外的研究水平差距。如今,国内所有的重点理工学科里,都有通过CUSPEA留学归来的老师,把科学的智慧传承给更多的中国孩子。

对于这一成就,李政道自我评价道“是吴大猷先生当初把我带到美国来的,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是不会有今天的……我深感CUSPEA有意义、有价值,从某些方面讲,它比我做宇称不守恒更有意义。”

在此之后,李政道还向邓小平建言,设立了中国的博士后资助制度,并深入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建立。CUSPEA的成功也被复制到其他学科,由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发起了 CUSBEA 项目,选派优秀学生赴美学习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如今,CUSBEA一代已成为中国生物医药研发和产业元老级的存在。

而在1997年,李政道更是动用个人积蓄设立了“秦惠䇹-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专门用来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苏州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优秀本科生见习科学研究,20年来培养了3800余名“䇹政学者”。

在人生的后半程,李政道筚路蓝缕,把自己的全力投入到中国下一代科学家的培养中。而这些,才是李政道之所以是一代宗师的真正原因。

七天之后,英仙座流星雨就会如期划过天空,把奥尔特云中的生命之水带给地球。没有亿万年来的这一道道辉光,地球将不会是如今碧波荡漾生机盎然的所在,而永远是干涸的死寂。

当科学的群星在西方闪耀时,是李政道这样的国士突破阻碍,不断的把水和光带给眼中充满渴望的中国学子。

如今,先生已魂归物理学众神的英灵殿,而他当年带来的火种,也散作满天星斗,照亮一个科学大国的光辉未来。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刘军

风声



李政道:中国互联网诞生的真正推手

短短几十年,互联网大潮已把人类推入了一片完全未曾想象的信息汪洋。从火热的互联网建设时代,到群雄并起的网络服务时代,再到如今“你方唱罢他登场”的网红时代,是否仍有人依稀记得,这一波信息革命始于象牙塔里的科学家们为自己创造“玩具”和“工具”的小目标?而中国互联网的前传里曾活跃着高能物理学家的身影?

互联网:科学家创造的“大玩具”

科学家是一个善于想象和构建虚拟世界的群体。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开始构建计算机网络,从计算机通讯原理,到交流协议和标准的构建,再到国家实验室和大学计算机的连接,以及一些关键应用(如Email)的发明,计算机网络在探索中慢慢生长。

构建跨越大区域、连接多家厂商的计算机网络最大的挑战是有一套开放、易用、可拓展、高效、并被大家都认可的通讯协议。上世纪70年代初,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Vinton G. Cerf和当时任职于美国国防部DARPA的科学家Robert E. Kahn于1973年设计了互联网基础体系结构并创造了因特网关键通讯协议TCP/IP。他们决定不申请专利,于1974年发表相关论文使它成为开放的公共知识,1978年该协议成为OSI国际标准,接下来该构架和协议陆续被各国政府采用为基础网络通讯技术。世界各地的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和大学的计算机也慢慢互联互通起来成为一个科教因特网(Internet),这是科学家们的一个“大工具”和“大玩具”。因特网逐渐取代早期基于其他技术的计算机网络而成为主流网络,两位科学家也因此于2004年获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

因特网走入千家万户,让寻常百姓能够欣赏的关键技术发明是服务层技术标准的建立(也即与WWW相关的协议),而英国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是这些技术最重要的发明者。1989年,伯纳斯-李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工作,这里当时是欧洲最大的因特网节点。他用自己发明的HTML(超文本协议)和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等WWW技术与计算机通讯的下层协议TCP/IP、DNS等结合起来,并于1991年建立了世界第一个互联网(WWW)网站 http://info.cern.ch/(该网站至今仍然是CERN的官方网站)。另外,伯纳斯-李把他所创造的互联网技术免费开放给全世界自由使用。

从此之后,科学家们的“玩具”更好玩了,早期在互联网上冲浪的学生们也逐渐毕业,然后在社会上大肆宣传这个新事物。1994年,政治家、投资者和创业者成为推动和开发互联网应用和服务的主力,互联网商业化大潮在美国开始了,它带着五彩缤纷的泡沫汹涌澎湃地进入普通人的视野和生活。

李政道:把中美高能物理学家连接起来

作为理论物理的世界级领军人物,李政道先生非常了解世界高能粒子物理实验领域以及相关支撑技术前沿的情况。从1979年开始,李政道先生就在邓小平先生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下推动中美高能物理领域科学家们的合作。这项合作由李先生担任总顾问,过去几十年,每年都开一次联合会议,在中国和美国的科学重镇轮流举行。

退休后的李政道教授(2016年1月26日摄于旧金山。图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美科学家合作的重点是讨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的建造等工作。到了90年代初,已经建造好的实验设施开始逐渐出数据了,于是重点转到实验设施的运行和改进、物理实验的设计以及数据的处理和分析。21世纪之后,这个联合小组的工作重点又转向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上海光源工程、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和散裂中子源工程等。

通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这项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学成就,也为中国高能物理领域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很多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的科学家们先后参与这项工作,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张杰校长,以及先后出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下称“高能所”)所长的叶铭汉、方守贤、郑志鹏、陈和生等。由于李政道先生为了这个项目一直斡旋于中美高层之间,总是在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中国同行们亲切地称他为“李政委”。在工作质量上,李政道先生要求很高、很严格,有些与李先生近距离工作的人,清晰记得自己曾受过的批评。

关于中美两国高能物理科学家的正式合作,有大量的文献记录,现在科学家们也仍然在继续这项合作。然而,这几十年科学合作所带来的多项高技术副产品却鲜为人知,“互联网进入中国”正是其中一项伟大的技术“副产品”。

1979年6月10日-13日,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方毅接见了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成员。(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网站)

李政道与中国互联网的诞生

如果说李政道先生是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和一台连接中国和美国的“路由器”,那么许榕生博士就是李先生构建并发送回祖国的一个核心“软件包”。

科学院高能所研究员许博士经由李政道先生创立的中美联合物理招生项目(CUSPEA)于1982年春赴美,李先生特别安排他在美国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就读博士。取得学位后,他在美国UCSC粒子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读博和博后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学习和工作,熟悉加速器和美国能源部建立的早期网络APARNet。

许榕生博士(CUSPEA 81学者,1982年春赴美留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原国家计算机网络入侵防范中心首席科学家。

现已年过花甲的许博士回忆说:“1988年的一天,李政道先生应美国UCSC粒子物理研究所所长Abe Seiden教授的邀请来所讲座,他特意跟到场的中国留学生讲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成果,并强调正急需软件和物理分析人才。他热切希望我回国到高能所工作,我当即表示请他给我写推荐信。他写了,并从他在北京建立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拨给我一笔美金作为资助。”

1988年秋回到祖国后,许博士加入高能所,迅速投入到高能实验数据分析和软件编程的工作中。当时的中国科学界还不太了解互联网已经在国际科教界成为重要通讯手段的状况。1988年年末,斯坦福大学高能物理教授瓦特·托基(Walter Toki)提出了中美之间应该连接一条互联网专线,但这事由于后来的政治事态发展而搁浅。在1991年中美高能合作联合会议上,美国科学家们再次提出基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的合作来建设一条中美之间的国际计算机联网专线,以解决实验数据传输与通讯等方面的问题。

在80年代下半段,中国也有一些学校和科研所零零星星地通过电话拨号方式接入国外大学或研究所的联网服务器,进行Email通讯。据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先生记述:1986年8月25日,高能所参与欧洲核子中心项目ALEPH的负责人吴为民先生通过一条辗转的远程拨号线在北京701所给欧洲核子中心的斯坦伯格教授发出了一封Email,这是从中国通向世界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但早期上网速度很慢、费用很高,因此只是个别人才能偶尔使用的“奢侈品”。高能所在1988年又建了一条与欧洲核子中心的X.25连线,并做了个机房。有好几年,高能所的这个小小机房一直是科学家们争相与外界联络的窗口。

中美两国科学家于1991年草拟的IHEP-SLAC联网设计图(许榕生保存的手稿)

许榕生小组历时18个月的工作后, 从北京高能所到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计算机的64K bps TCP/IP专线最终于1993年3月2日全程联通。从技术上来说,这是中国的第一条国际互联网专线。

TCP/IP专线接通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下,全国千余名科教课题负责人很快在高能所的网络上设立了账户,率先使用电子邮件等互联网服务与全球通讯。从此,中美之间不但可以传送电子邮件、文章,而且实现了实验数据的实时传输,过去把数据磁带和书籍跨国背来背去的时代宣告结束!

早期使用电子邮件的科学家向国家提出“建设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的建议书(许榕生保存的信件)

早期互联网上冲浪的用户都是中国科技教育界的权威泰斗。1993年底,在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的推动下,由郝柏林起草的一份中国科学家共同体的建议书“建设全国性计算机网络”提交给了政府,为中国全面建设互联网吹响了号角。

1994年3月,中国正式签约加入国际互联网,之后更多国际通道开通了。同年,高能所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WWW网站。接下来的两年,许榕生等科学家像互联网“传教士”一样在中国各地巡回报告、科普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美国留学生们也纷纷海归创业。互联网就这样在中国闪亮登场了。

中国科学院高能所于1994年4月设立了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服务器和中国第一网站(这是当年的网页 - 许榕生保存)

以今天的标准看来, 当年这一道基于TCP/IP 技术的64K国际互联网专线的速率不可想象的慢,远远不如现在任何一部个人智能手机的数据传输速率。然而,这条原始信息通道不仅把中国科学家和世界同行们连在一起,也形成了一种“核聚变式”的社会反应,开启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新纪元。

从美国学成归国之后的几十年,许榕生博士对中国互联网建设方方面面的成就和获奖很多。但每当有人称他为“中国互联网元勋”的时候,他就会摇头更正:“李政道老师才是中国互联网诞生的真正推手。”

李政道培养的互联网“未来战士”

2016年是李政道老师九十华诞之年。11月,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特别是CUSPEA学者们前后在纽约、硅谷、波士顿、新加坡、华盛顿、北京和上海等地聚集,也相聚于Email群和微信群之中。一方面感恩李政道老师及中美双方很多老师当年的提携之情,一方面也彼此了解三十多年的奋斗和成就。

大家发现,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也曾“出轨”计算机,于1997年到2003年担任美国RIKEN-BNL研究所所长时期曾经领导科学家们建造了当时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而相当一批CUSPEA学者也先后成为推动世界各地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力量。可以说,他们是李先生无意之中选拔和培植的互联网“未来战士”。

在美国大学学习的CUSPEA同学们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活跃于计算机网络上,后来很多人成为计算机软硬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创新立业。令大家记忆深刻的一个早期故事发生在1987年11月,当时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研究生邓冬平(CUSPEA 83)正式向Usenet管理者申请在网络上成立一个中国人的专门社区 Soc.Culture.China(社会.文化.中国),这项申请在三天之内就得到一百多人的网上附议而得以正式成立。这个虚拟社区迅速成长为一个全球超过三万人的活跃平台,为全球华人学生学者的学术合作以及思想情感交流提供了一段独特的集体记忆。

未来难以计划、也不可预测。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种豆得瓜”的情景经常发生。李政道先生推动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中美联合物理招生项目(CUSPEA)、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等本意都是为了提升中国的科学水平,无意中却还结出了中国互联网之“瓜”,这真是奇妙历史的神来之笔!

注: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原题为《种豆得瓜:李政道与中国互联网的诞生》,本文内容来自作者即将出版的书《人类科技创新简史:欲望的力量》(中信出版社预计2019年5月出版)。

新汉尊


李政道先生走后,才知误会他了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陆茗

编辑 | 向由

8月5日,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去世,享年98岁。

对这样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对中国科学教育有诸多贡献的鲐背之年的老者,人们习惯对之高山仰止,但总是不容易读懂和亲近的。

但偶然翻开先生的随笔画传,才知这并非他本意。他始终期望抽象的科学概念能鲜活跃动在人们眼前,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欣赏。

李政道爱科学,也爱艺术,而那些与画有关的故事、那些他闲时画下的随笔画,也和科学有关。那寄托在画里的小心思,也是他为真理的实践。

李政道在机场候机时画自己的手

夫与妻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李政道就在画随笔了,而到2020年,94岁高龄的他还在画。

李政道多用彩笔画,还偏爱红黄这类明艳的色彩。和他的科学研究一样,花鸟、果实、生肖、四季等自然景物也是他随笔描绘的对象。

李政道的画

落款处的地点记录下他作画的勤奋,家和办公室都不稀奇,机场候机时常画,在入住的旅馆甚或野餐途中也画,参加完一场座谈会,他随手就画了一幅《博士后之花》——别奇怪,影响了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理念的博士后流动站制度正是李政道倡导发起的。

在这数百幅随笔画中,“䇹(jūn)”字频繁出现在随笔画题名中:《忆䇹》《念䇹》《䇹喜食樱桃》《与䇹爱赏》,那是他妻子的名:秦惠䇹,病逝于1996年,他和李政道相知相伴近半个世纪。

数百幅随手画里,多的是李政道和妻子的回忆和追忆。另一幅两人牵手推手推车的画,也是中国留学史一段佳话的注脚。

李政道和秦惠䇹漫画像

1979年,李政道深感到,为中国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只在国内举办讲座补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尽快为祖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这才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长远之计。”

于是,李政道设计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下称:CUSPEA),决心帮助一批中国学生公费赴美留学。

做到这件事一点也不容易,1979年中美刚刚建交,当时改革开放也刚开始,出国留学的渠道不通;再加上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不可能拿出大量的外汇经费支持他们出国学习;更严重的是,当时仍有人用扣政治帽子的方式打击这项人才培养计划。

美国那边也不顺畅。当时中国没有GRE和TOEFL考试,美国的学校对中国大学在动荡后的学术水平又毫无了解,若按常规程序申请赴美国大学的研究院学习,根本走不通,更不用说提供留学经费资助了。

2019年8月,李政道为CUSPEA,即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题字/图源:CUSPEA学者协会

事在人为。李政道就是一个大学、一个大学地从物理系到招生办公室去作说服——1980年2月1日,李政道向53所美国高水平的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和教授们发了二百多封内容相同的信,之后李政道每年邀请2位物理教授和他们的夫人,专程去中国与该年被选上的近百名CUSPEA学生,一对一地作一小时的英文面试谈话以做评估。在那之后,CUSPEA才算正式开展。

那些年,李政道像个志愿者,CUSPEA项目每年要用去他约1/3的时间和精力,秦惠䇹曾回忆说:“你们不知道,为了中国的科教事业,他都快发疯了。”

李政道要每年三轮向美国各大学和国内各大学发信,每一轮学生申请入学的细节,甚至每位学生在美国留学时学习及生活上的种种琐碎之事,都是他和夫人秦惠䇹及助理Irene女士一件件去做的。

1950年,李政道和秦惠莙结婚。图为结婚纪念照/图源:《世界科学》杂志

十年间,寄出的信多达上万封,手推车就是他们寄信途中的一个工具。家附近的邮筒塞满了,他们就用小推车把信送到更远的一个个邮筒里寄出。

在他们的努力下,1979年~1989年的十年间,共有900多名中国学生通过这个项目公费留学美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为发展中国物理学的中流砥柱。

秦惠䇹尤其挂念女学生。1996年,李政道用自己的积蓄30万美元设立“䇹政奖学金”,资助中国优秀大学本科生的见习科学研究,按照妻子的遗愿,一半受资助者是女生。

寄友人

李政道有给友人寄手绘新年贺卡的习惯,上面通常画着当年的生肖像。比如他会在鼠年贺卡上,红梅枝头画几盏红灯笼,里头写“鼠”你最有福。

2019年12月,李政道寄给王渝生的贺年卡,画有红梅花树和小松鼠/来源:科普时报

李政道有很多画家朋友,他们好些人收到过李政道的越洋新年手绘贺卡,科学家和艺术家同样因画结缘。

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李政道图书馆里,收藏有19幅由李可染、吴作人、黄胄、华君武、吴冠中等美术大师创作的科学艺术主题画,这些画有个特殊的用处,作了一个物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历届海报。

1986年,60岁的李政道创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此后每年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选择学科前沿的和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请世界一流科学家来华讲学。半小时的报告不够,得至少2个小时,还要有问答交流,给中国的物理科学工作者争取跟进前沿的机会。

1987年他们第一次开会。第一幅海报是李政道画的,以用于研究格点规范理论的并行机(注:一类比较复杂的计算系统)的线路图为背景,毛笔手书一个“格”字,既表示“格点”或“测量”,也呼应中国儒家文化中“格物致知”的思想——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总结为理性知识。

李政道写的“格”字

第二年,学术研讨会聚焦“二维强关联电子系统”的主题,李政道请吴作人作画《无尽无极》,以表达:似静欲动的太极阴阳对峙结构孕育着巨大的势能,可以转换为整个宇宙的动能。

李政道请吴作人画的《无尽无极》

在意象加持下,抽象的科学理论变得直观易懂、寓意深远。

为了形象地画出“高温超导体和C60家族”,李政道没少难为漫画家华君武。

“他不知我是一个最怕数理化的人,我在小学数学课上做鸡兔同笼时就被卡住了。但遇到这位大科学家,我又不好推托,只好硬着头皮。”华君武在李政道和另外两位科学家朋友帮助下,李政道提供思想,华君武本人出技术,总算图解出来。

那是一个由60个碳原子组成的球状C60分子,在三维空间排列成空间点阵,构成一个个蜜蜂巢。上面一群成双成对的蜜蜂都是电子,结伴欢快自由飞翔,而那些没有伴侣的蜜蜂电子,只能愁眉苦脸地被束缚在巢上——画作名为《双结生翅成超导,单行苦奔遇阻力》。

那也是华君武第一次发觉,科学和艺术可以对话。

华君武画作《双结生翅成超导,单行苦奔遇阻力》

类似的画有19幅,而李政道在科学艺术海报上如此用心的原因,可以在他2020年给科艺爱好者的寄语里找到:“让抽象的科学概念,鲜活地跃动于眼前,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广泛理解。”

唯有看见和理解,才能接续传承。

1974年5月,李政道回国,撰文写下担忧:“我十分沮丧地看到,在这个文明古国里,教育几乎完全中断了。我多么希望能找到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哪怕只能改变一点点也是好的。”

后来他多次提及类似观点:由于教育的停顿,使祖国整整一代年轻人没有受到系统的高等教育。缺少了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年轻一代,中国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2005年,收到李政道随笔画传时,吴冠中和华君武不约而同地在序言中提到一幅“三只小鸡”的画。

李政道的“三只小鸡”

这幅画的名字是一份祈盼:《谁知蛋鸡哪先生,只愿代代有继人》,李政道不忘乡音,备注道:上海家乡话,“蛋和代”“鸡和继”同音。

科学艺术不分家

2002年,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收到李政道的新书《科学与艺术》,书的扉页上写着一句话:“科学与艺术:一枚硬币的两面。”解了前头的画,华君武也从这句话里得到启发,艺术与科学这两个人们过去认为相距甚远的领域,原来联系紧密。

李政道/图源:李政道研究所

李政道在《让科学在中国大地上生根》的评论中解释:“科学和艺术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是智慧和情感的关系,没有情感,智慧能开创新路吗?没有智慧,情感能够达到完美的程度吗?科学与艺术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同是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卓越。”

他总希望后来的学生、中国各个年龄层次的科学家或艺术家要兼有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视为每一个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气质、大学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艺术从科学获得启发,李可染最有体会。

听了李政道对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原理解释,李可染明白粒子相撞会释放出巨大能量,从中感受到科学的无穷威力,于是一改自己平时画牛优闲姿态的传统画风,用尽全力画了两头顶角的牯牛,甚至“下笔时都能听见自己心脏在剧烈跳动的声音”,画出了那幅《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

李可染画作《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图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政道兄的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形式构成之视觉美感,点、线、块面,曲。直、奔驰、紧缩,这些画家的专业之技,却正是科学家眼中的自由法则。”尽管李政道的画是无师自通,但吴冠中同样读懂了他:“今看其画,明如观火矣。他之作画,实缘于对真与情之深度的爱。”

我们终于可以借着艺术理解科学,那个让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宇称不守恒”究竟是什么?

他曾用一幅画和一首诗来做过解释:那是一个悠闲放风筝的小孩的发问:

没有人能告诉我,

没有人知道,

风从何处来,

风向何处去。

假如我放开

我放风筝的绳子,

它必将随风飘去

一昼和一夜。

当我再找着它,

无论在哪里,

我就会知道

风已经到过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可以告诉别人

风去了哪里……

可是风从何处来

还是无人知。

李政道在诗中画的画

在这首诗后面,李政道又加了四句:

如果时间反演是对的,

也许有人会知道……

可是这个定律是错的,

也许永远没有人知道。

如果你迷糊了,就记住李政道的另一句话:

对称的世界是美妙的,而世界的丰富多彩又常常在于它不那么对称。有时,对称性的某种破坏,哪怕是微小的破坏,也会带来某种美妙的结果。

他也在吴冠中的另一幅画中感悟着自然那“似对称而又不对称”的美妙。

吴冠中的画“对称乎,未必,且看柳与影”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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