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6-10-3 09:21 编辑
2016年10月03日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1964年，周恩来、陈毅会见部分驻外使节和夫人。
新中国自成立后一直注重培养外交人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外交官有着自身独特的风格和气质，且很好地完成了不同时代赋予他们的不同的外交任务。
将军大使 从战火中走来
1950年3月10日，中南海勤政殿，一群人躲在屏风后注视着一场仪式。这些人是新中国即将派出的第一批大使，躲在这里是为了观看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如何向毛泽东递交国书。
仪式刚结束，他们就交流起观后感：致辞要准备充分，得先有个腹稿；将来递交国书之前，要多演练几次走姿、呈递的姿势……突然，安排他们来此的周恩来走到屏风后，说：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见你们。
见到毛泽东后，他们当中有人提出顾虑：我连外国话都不懂，怕搞不好外交啊！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里懂外语的很少，但也不能不派大使啊！这幕情形，便是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接手工作时的真实写照。
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是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外交部成立后被选中担任第一批驻外大使。他们被称为“将军大使”，包括耿飚、黄镇、姬鹏飞等人。
“将军大使”此前没有太多外交经验，周恩来便从最基本的外交礼仪教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为“将军大使”举办了“培训班”，从外交政策到衣食住行一一讲解。最开始，有人吃西餐时不会用刀叉，有人差点喝了餐后送上的洗手水……耿飚曾回忆说，自己对这一切都感到不自在，但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习惯。培训结束后，他们陆续被派往国外，成了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
“文装解放军”成为第一代外交官主力，是时代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另起炉灶”，迫切需要政治可靠、能力出众的人，建设自己的外交队伍，军队里一批素质较高的骨干自然被抽调过来。在东西方冷战对抗的背景下，中国受到西方阵营的敌视、封锁，第一代外交官从战火中走来，最典型的性格特点就是敢于斗争，而这也非常适合那个年代。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1950年11月，曾任东北军区参谋长、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的伍修权作为“大使衔特派代表”，赴纽约出席安理会会议，讨论控诉案。会上，美国代表奥斯汀以“台湾地位未定”为美国辩护。伍修权听罢反驳说，如果其他国家把舰队开到夏威夷与美国大陆之间，却宣称是为了保证太平洋的安全，你们能容忍吗？奥斯汀哑口无言。
在受到西方孤立的情况下争取国际支持，是第一代外交官的一项主要任务。相比于斗争，广交朋友更需要灵活的外交技巧。1964年，黄镇飞赴巴黎，成为首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经过多年历练，当初连用刀叉吃饭都不会的他，外交经验已经颇为丰富。和戴高乐交谈时，黄镇用两人在二战期间都曾与法西斯战斗为引子，很自然地谈到了越南等敏感问题。从爱丽舍宫出来，黄镇告诉翻译：“待会见记者只说两句：戴高乐总统与我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纠缠了。”但一回到使馆，他就让人起草一份给国内的报告：“戴高乐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要完完整整地写。”
在外交学院教授高飞看来，第一代外交官的成长还得益于周恩来：“他在外交活动中的儒雅、灵活又不失立场，深深影响了第一代外交官。”
翻译大使 不失原则更灵活
上世纪70年代，以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为契机，中国外交任务发生了变化。外交官的主要任务变成为改革开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此时，“将军大使”年事已高，逐渐退出外交一线。走上前台的年轻一代外交官普遍接受过良好的外语教育，很多人曾经在国家领导人和老一代外交官身边担任过翻译、随员。因此，有人将这一代外交官概称为“翻译大使”。
这一代外交官的成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文革”期间，外交工作受到冲击，很多人怕惹麻烦，平日里都不敢讲外语。但是，有人坚持下来了，外交学院的老院长吴建民就是其中之一，他依然坚持每天早晨朗诵外语，默默地为将来打着基础。
1978年5月，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前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率团访问西欧，主要目的是考察经济。临行前，邓小平对谷牧说，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程度。
当时考察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想看的东西很多，如何安排行程成了大问题。幸好年轻一代外交官已成长为各国使馆的骨干，在行程安排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比起前辈，这一代外交官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更具灵活性。
新一代外交官 与中国一同走到聚光灯下
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很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不仅关注自己的利益，也关注世界秩序的建设。当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越来越大时，中国外交官也就成了聚光灯的焦点。
在高飞看来，如今这一代外交官的综合素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他们接受了系统的外事教育，外语优秀，又不乏国际知识。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外交官的专业化水平也越来越高。”
现任外长王毅就是中国外交官专业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毅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进入外交部后长期在日本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日本问题专家。现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的傅莹也是如此：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通晓法语、罗马尼亚语，相继在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担任大使。
与专业化相伴而来的，还有这一代外交官身上浓厚的个性色彩。2015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傅莹作为发言人回答了记者提问。当外国记者问到中国军费这道“必问题”时，傅莹笑了：“我这是第三次做新闻发布会，每年你们都要问军费。文章早早地写好了，中国军费如何如何，就等着今天这个数一出来，文章就出去了。”虽然被“揭短”，但由于傅莹气质温柔，语带调侃，现场记者还是一片笑声。发布会结束后，一名日本记者谈起了他对傅莹的印象：“既有女性的柔和，也有外交家的气度。”
但在事关原则时，新一代外交官的字典里没有“让步”一词。2005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驻日大使王毅紧急约见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他用了3个“是否”质问对方：“我们不禁要问，日方是否真正愿意反省过去的侵略历史？是否真正有诚意履行迄今做出的承诺？是否真心希望与邻国和睦相处？”在两人的合影中，王毅眉头紧锁、目光冷峻。日本民众看到媒体披露的合影说：“看来，中国人真的生气了。”
2008年4月，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在伦敦受阻，时任驻英大使傅莹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署名文章。文中引用了中国志愿者面对攻击发出的疑问：“这就是滋养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土地？”傅莹也提出了自己的质问：为什么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一些媒体的随意批评能被西方公众不假思索地接受？她毫不客气地说：“在西方，很多人抱怨中国对媒体不够开放。而在中国，我们则认为西方媒体应该学会如何努力获得尊重。”
外交官和新中国共同成长，中国在变，中国外交官的任务、气质和工作方式在变，但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周恩来总理在1951年为外事队伍建设定下的16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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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3 08:5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