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一）对《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此文的由来
写在前面的话：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原创】可以休也！“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里面提到了当年（2014年）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交流时，曾留有6篇文章，但因我网易博客被封，有人想看而看不到，为了满足一些人的好奇心，今天在此把原文重发一遍。
有人这次在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对话时，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个不知名只知姓的人，在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所谓“对话”时，还不忘事先专门到我网易博客来看看，一看我博客打不开了，还不知有多高兴，这下放心了，因为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以为死无对证了。
重发的目的除了验证一下当年我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我们之间到底聊了些什么？同时也为了验证一下我在我写的【原创】可以休也！“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一文中说到的，“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是不是有思路不正的问题，存不存在东拉西扯的现象？
说明一下，除附件全是我写的文字，正文中绿字是我写的回复。把前言去掉，再把正文中的绿字去掉，就是它的原文！
北风
2018年9月3日
对新浪《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一）此文的由来
2014-08-03 06:23:58|
分类： 1.我论知青
前言：最近我在网易博客写了一篇日志，标题是《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此日志发表以后，在网易倒没引起多大影响，没有想到却引起了新浪网友的关注，有一个网名叫《滴水湖畔》的知青朋友专门到我网易博客来留言：“你的这些观点我不太赞同”。我回复《滴水湖畔》：“没关系，如有兴趣，可以逐条计论”。《滴水湖畔》说：“我将在自己的博客里，与你商榷一下你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敬请指教。”我说：“指教谈不上，可相互交流！”虽说网易与新浪同在一个网络，但必竟是二家人家，二个地盘，平时不联系，因此我是很少去新浪的，现在人家不怕烦，主动到我这里，而且对话态度诚恳，我当然欢迎，我觉得这是正常交流的一个前提条件。不像我曾遇到的有些人，这些人现在还有，理倒没说出什么，火气倒不小！我觉得这样很不好，不利于交流！
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有一种自信，当我前几年在博客刚写知青论文时，有好多人留言，当然也会有许多不同看法，其中有些是善意的，也有恶意的，我都一一给了回答，这在我博客是有案可查的。尽管现在还有人质疑我，但我认为：“如果一种理论或一种说法，不能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那怕是一个，就不能算是正确的。”现有我依然坚持此观点。这二年网上情况大有好转，我再发类似知青文章，反对声似乎没有了，这说明大家对此问题开始有了一个冷静的思考，愿意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无论何时何地，你认为正确的思想不说，那另一种思想就会泛滥！现在有许多人开始说正能量，负能量少了，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滴水湖畔》在他博客中逐条点评我文章，应当说态度是相当认真的。我因为不方便，觉得也没必要到新浪去发文章，就学他那样，在我自己网易博客发文，再进行讨论！怎样表达好呢？我想简单些，也更有针对性，就把他写的文章复制过来，让大家观看，然后在他写的文章中加上我的看法。为了有所区别，他的字黑色，我写的字就用绿色了！再加上我前面注明：北风注，我想没人会搞混了。下面就请大家看我复制它的原文以及我的评语！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我的基本态度是：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
滴水湖畔原文：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
——读《数据未必反映本质》之一
近日，我的博客好友“网中人1952 ”在对我的一篇文章《渐渐消失的上山下乡·第三章：较量·6、别了，我的青春》一文留言里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
我要回家！这是知青的真实心声！可是就是有人忘记了这段历史，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段经历，如今却摆出一副永远正确的架势，还直接否定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继续为上山下乡运动“歌德”。百度《数据未必反映本质》就可以看到那样的“宏论”。真不敢相信那些人是“知青”。
为此我专门到百度上去查看了这篇署名蔡荣华写的文章《数据未必反映本质》。
我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
（北风注：本人并不反对：“我要回家”。我只是觉得要正确处理回家，不能把回家与外出这二者对立起来！试问一下，当年红军长征，在艰苦的环境中，红军战士难道都不想回家？我觉得不可能，想家是人之常情！我在我《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一文中是这样写的”人不可能没有个人利益，也不会没有个人情感，如想家，想舒服等，问题在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果一事当先，总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那何来国家利益第一，又何来精神？精神的可贵与感人之处就在于奉献：它克服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放到了首位。如都能从这个角色出发考虑问题，也许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许多想不通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坚定的红军战士就是如此做的，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要回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与煽动性，不可小视。）
再搜索一下，得知作者在网易上开的博客署名《北风》，阅览了一些作者的文章，得知蔡先生也有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http://cai.zhong2009.blog.163.com/）
北风先生在他的博客醒目位置有这样一段话——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对有些人来讲，青春已不是“悔”与“不悔”的问题，而是“愧”与“不愧”的问题了。如何看待“青春无悔”，说到底就是一种人生态度问题，与时代无关，因为任何时代都会有人说“悔”与“无悔”。我为何不赞同《苦难论》，因为它不能回答，有了苦难我们就能否定红军长征吗？我为何不赞同《产物论》，因为它也不能回答在文革前上山下乡怎么算？如果一种理论或一种说法，不能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那怕是一个，就不能算是正确的！我之所以提出知青精神与对错无关的观点，就是为了提供一种思路，希望它能回答许多曾经难以回答的问题！
就这些文字看，作者是比较严谨的。对于知青问题、上山下乡、“文革”以及争论的有悔与无悔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这是值得称道的，也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介绍的这篇《数据未必反映本质》的文章，据作者自我介绍是“写于2014年6月18日，最后定稿于2014年7月25日！文章在此发表后，又做了一定的修改!”可见作者写作的态度是严谨的、认真的。
（北风注：谢谢朋友对我态度的肯定！）
但是，对于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我有着不同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潘鸣啸写的《失落的一代》这本书？如何看待一些数据？如何看待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如何看待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如何看待当前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等等。我想就这些问题与作者商榷一下。
首先把这篇文章介绍给大家。我会就此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北风注：下面发表的此文基本代表我的观点，但与我发表在我博客上的文章还是有点区别的，原因如上面说的：我此文“写于2014年6月18日，最后定稿于2014年7月25日！文章在此发表后，又做了一定的修改!”。现在转在这里的这篇稿子在我没正式发表前，是别人发的，别人做过一定的修改。为了以示区别，我在我博客7月25日发了我自己文章，里面增加了许多新的看法，想了解我原意，还是看我发的原文较好！如我在这再重发一遍，显得此文太长，无此必要，好在网址下面有了，不过是我博客首页的网址，为了便于大家直接观看，我再复制一遍这篇文章的网址：http://cai.zhong2009.blog.163.com/blog/static/113248108201451895114486/，点击打开就是。本人真诚欢迎大家光临，顺便也可看看其他人对我日志的评语，我主张不同意见可以互相包容，因此多听不同意见是有好处的。）
数据未必反映本质
蔡荣华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有图未必有真相，我认为有道理。因为有的图片是可以伪造的，而伪造的图片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现在，如果有的书刊、有些文章罗列了一些数据，甚至罗列了大量数据，企图来证明某些观点的正确与否，这样可信吗？同样也是不可信的。因为，有些数据当时就可能不准确，不全面，难有说服力；而且，即使一些数据是真实的，但也未必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最近，听人说起，一位法国学者写了一本研究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书，题目就叫《失落的一代》。书中引用了一些中国学者提供的数据，甚至引用了国务院知青办提供的数据，但是，通篇的观点却是全盘否定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认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反人类、逆潮流，强迫命令，违背意愿，造成许多青年人学业荒废，毁了人生，等等。一些人还认为这个法国学者，揭露了真相，还原了历史，体现了对中国青年的人文关怀，对他顶礼膜拜。我不是学者，也没认真看这本书，更不想与作者争吵辩论。但是，我总觉得把书名定为《失落的一代》是有问题的。因为，知青的情况比较复杂，当年，有人自愿下乡，也有人并不自愿。一些当年被动下乡的人，对上山下乡存有一定看法，感到“失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不能把这种个人的“失落”说成是一代人的“失落”，把所有知青都称为“失落的一代”。因为，这样说从根本上抹杀了那个时代还有许多知青是自觉下乡的。我此言一出，赞成者有，反对者也有。
有人认为：失落与不失落要看是不是多数人，多数人认为失落就可以说是《失落的一代》。这里，我首先要问：什么叫一代？顾名思义就是全体的意思，如称“年轻的一代”，就应该包括这个年龄段的所有年轻人；如说我们这一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就是指包括所有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共性。如果说《失落的一代》，指的是全体知青，那就不对了。毫无疑问，我们知青中，有失落，也有奋进，二种思想的人虽在一代人上有共性，但在失落与奋进上是没有共性的，因此说《失落的一代》，或《奋进的一代》，都不全面，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么简单的道理，作者也搞不清，就不得不怀疑书中所述，还有多少能让人信服。
有人觉得作者做了几十年研究，书中的数字是严谨的，尽管我没去核实，也不想去怀疑。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那书中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认为此结论为时过早。举例说，当年红军上井冈山，就全国人口来说，或者与国民党军相比，总是少数，甚至极少，这数字也严谨，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也没人会怀疑它的严谨，相反，如果是革命的人多，革命早就成功了，那来这么多艰难困苦。按此逻辑，能不能就得出结论说，全国大多数人不认可你红军，红军是错的？再拿红军本身来说，出发时是30多万，到达延安剩下不足3万，人都哪去了？其实，牺牲也许只是一部分，多数人不是做了逃兵，就是当了叛徒。如要统计，可能逃兵会比留下的人更多，如果今天有人写书，用详细的数字说明当时有多少逃兵对革命失望、失落，并取名《失落的一代》，你能同意吗？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说他写得不真实，也没有理由说他数字不严谨，更何况当年走散的人可能比剩下的红军要多，为何不能说是《失落的一代》？但为何一直无人写这种书呢，分析下来也许有许多原因，但大家都明白：它说的虽是一种事实，但反映的并不是社会的主流与本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历史上真实的事并不等同于历史真实。我们所说的“历史真实”是指合乎规律性的本质真实。而不单单指事件真实或细节真实。这是因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事件虽然确有发生，但是，它代表不了历史的本质，有时甚至与历史主流相悖逆。将事件真实或细节真实等同于历史真实，在这上面尽情刻画、渲染、大做文章，混淆了非主流事件、偶发事件与体现本质特征、本质力量的历史真实之间的界限。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指出了我们的文艺不是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的，“而是为人民的。”“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如何看知青上山下乡，这当中有许多真实，但是你写什么，却有个立场问题。纵观当前的知青文学，我们发现对知青的历史，歌颂的有，反对的有，写无悔的有，写有悔的也有，对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如果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努力，那么你一定会选择积极向上的作为宣传与歌颂对象。在那个年代确实有不少青年服从国家利益，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形成了一种时代精神，涌现了无数的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张韧式的先进人物，成了那个时代青年的榜样。如果这种精神不宣传弘扬，甚至说他们是错的，其后果不堪设想，一旦钓鱼岛打起来，谁还会主动报名上前线？因此，宣传爱国、奉献、奋斗、拼博的知青精神是时代的需要，民族的需要，不宣传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要重复说一下多数与少数的问题。不可否认，也许说它错的人不少，但精神这个问题有特殊性。雷锋精神是我们许多人都赞同的，但现实中不可能大数人都具有这种精神。既然雷锋精神是少数，我们为何还要大力宣传？这是因为，尽管先进思想或精神只能体现在一部分人身上，但它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社会的主旋律，宣传这种精神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历史的使命，这与人数多少没关系。2013年春，上海图书馆举办全国知青历史巡回展，《解放日报》等对600多名下乡各地的老知青做过随机调查，结论中说认为上山下乡失落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多，那再以多数人为由说事，没有事实做依据，更是毫无道理了。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专门指出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我们应该细细领会！
这里也想说说上山下乡有无选择的问题，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时与现今的根本区别，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那时的上山下乡之所以没有一定选择，根本上讲，与时代背景分不开。当时是计划经济，国家包学生分配，这种分配本身就没多少选择，带有一种强制性，因为除了升学，就是工厂、农村，而且无论分到那里，你都必须去，不像现在可以不去。如果换个角度，不分到农村，都分到工厂，尽管去向不同，但其性质应该与分到农村一样，都去了一个地方。但我可断定，今天不会有那么多人对此不满。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艰苦，有人害怕艰苦。问题的实质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我觉得只有把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才行。现在是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出现这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因为每个人就业可以自己选择。我们还要看到，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种主流，文革远没开始时，上海就有一大批人去了新疆，因此没有文革，也不能保证就没有大规模上山下乡。所以我们今天分析有无选择的时候，不能离开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
另外我们在说选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世界上的事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是如此。生活中有人对过去不满，也有人对现在不满，如果没有当初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知青就一切都满意了，我看也未必。我们66届毕业生不像以后的几届，不是都去了农村，而是绝大部分人都留在了上海的工厂，应该说上山下乡对他们没多大影响，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看看他们现在的境遇，也没看到他们比到乡下的人好到那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不如到过乡下的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你把你的不如意算到上山下乡头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现在人人可以自己选择职业了，应该说很好，但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理想的人，他们同样不满意，有的还说计划经济好，可以不用担心找工作。由此可见：问题的关健有时不在客观，而是在主观，在自己的心态。
日前，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在近代史研究所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社科院研究人员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每逢敏感时期，总有人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社会是复杂的，连中科院这样的高层单位都有这种情况，那洋人出的书就更不能盲目相信了。其实，我们自己就是知青，亲自经历了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不必借助别人的书来壮胆。我们有自信：我们不说，谁说？我们现在不说，还等什么时候说？
（北网注：根据《滴水湖畔》博客按排，这是第一部分。最后再次说明：绿字是我写的回复。把前言去掉，再把正文中的绿字去掉，就是它的原文！）
北风
阅读(1546)| 评论(115) | 编辑 |删除 |推送 |置顶
附件：我博客原文
（因我网易博客被封，原网址打不开，只能重新复制我原文）
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由书名争论引发的知青话题
2014-07-25 06:34:55|
分类： 1.我论知青
前一阶段曾看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有图未必有真相，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图片是可以掐头去尾，或者移花接木等手段来伪造的，伪造的图片是不能说明什么真相的。但现在如果有一种文章里罗列了大量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也许数据是真实的，那就一定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吗？我看也不见得，因为同一个数据可以用来说明不同的问题。
最近在邮箱里，偶然的机会有人又说起一本书，名叫《失落的一代》。我个人觉得把书名定为《失落的一代》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一代知青情况比较复杂，当年有人是自愿上山下乡的，也有人是不自愿的。如果有人当初不能选择，对上山下乡存有一定的看法，心中如有“失落”，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不能把一些人的“失落”扩大化，说成是一代人的“失落”，把所有知青都慨括称为《失落的一代》，那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样说，是从根本上抹杀了一种精神：因为那个时代还有许多知青是自觉上山下乡的，我此言一出，赞成者有，反对者也有，更多的是沉默。
有人反对说：失落与不失落要看是不是大多数人，大多数人认为失落就可以说是《失落的一代》。我这里首先要问：什么叫“一代”？“一代”顾名思义就是泛指全体的意思，如说我们这“一代”人生成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就是指包括所有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共性。如果说《失落的一代》，泛指全体知青，那就不对了。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知青中，有失落，也有奋进，有这二种思想的人虽在“一代”人上有共性，但在失落与奋进上是没有共性的，因此说《失落的一代》，或《奋进的一代》，都是不全面的，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这么简单的道理，作者也搞不明白，那我不得不怀疑书中所说的事，还有多少可以让人信服的地方！
有人觉得作者做了几十年的研究，文中数字是严谨的。如果说数字严谨，也有人认可，尽管我没去核实过，但我也不想去怀疑这种严谨，因为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如果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那文中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认为下此结论还为时过早。举个例说吧，当初红军在井冈山时，从全国的人口来说，或者和国民党军队相比，在人数上总是少数，这数字也严谨，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也没人会怀疑它的严谨，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革命的人多，革命不就早成功了，那来这么多的艰难困苦。按此事实，那么我们能不能就得出结论，全国大多数人不认可你，你是错的。再拿红军本身来说，它到达延安时，30多万人只剩下3万人，人都到哪里去了？其实牺牲也许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人肯定做了逃兵，也有些人做了叛陡。如要统计一下，也许逃兵比留下的人更多，如果今天有人写出一本书，用详细的数字说明了当时有多少逃兵对革命的失望与失落，并取名为《失落的一代》，你能同意吗？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说他写得不真实，也没有理由说他说的数字不严谨，更何况当年如有人出这书，我认为赞同的人有可能比反对的人多。为何现在不能说是《失落的一代》，也为何一直无人来写这种书呢，分析下来也许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它说的虽是一种事实，但反映的不是社会的主流与本质，是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
数据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只能是一种现象，现象与本质有统一的一面，还有对立的一面，如要真实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但需要正确的分析方法，还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更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与世界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指出了我们的文艺不是为地主阶级和盗产阶级服务的，“而是为人民的”，“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如何看知青上山下乡这问题，这当中有许多真实，但你写什么，怎样写却有个立场问题。纵观我们的知青文学，我们发现对知青的历史与生活，歌颂的有，反对的有，写无悔的有，写有悔的也有，对于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看法原本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如果你是站在时代的高度，要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努力，要为社会的正义事业奋斗，那么你一定会选择积极向上的文化作为自己的宣传与歌颂对象。在我们那个年代确实有些青年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形成了一种时代精神，涌现了很多像董加耕以及雷锋、焦裕禄等那样的先进人物，他们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成了那个时代青年学习的光辉榜样。如果这种精神不着重宣传，以至于把它说在是错的，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如果一旦钓鱼岛打起来，谁还会自动报名上前线去？因此宣传为国奉献，奋斗拼博的知青精神是一种客观需要，时代需要，不宣传它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专门指出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我们应该细细领会才好！
在这里重复说一下多数与少数的问题。不可否认，有的事，也许有人说它错的人不少，但我们应该看到：精神这个问题有特殊性。雷锋精神是我们许多人都赞同的，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因为赞同与每人是否俱有是二回事。雷锋精神既是少数，我们为何还要赞同，还要大力宣传？这是因为，尽管先进思想或精神只能体现在一部分人身上，但它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种社会的主旋律，选择宣传这种精神是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是一种历史使命，这与多数与少数是没有内在关系的。更何况《解放日报》有一份调查显示，好像说上山下乡失落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多，那再以多数人为由说事，没有事实做依据，更是毫无道理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搞“一片红”确实是有点问题的，它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如果说返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相提并论，但大返城一定是对这种错误的一种大范围的必然纠正，而对上山下乡的不同看法，则是那种后遗症在思想认识上的一种必然反映，是完全正常的，不必过分大惊小怪，如果人人都说上山下乡好，那社会上雷锋就会很多，我觉得反而不正常了。在这里我们要防止二种倾向，一是麻木不仁，对一些错误言论听之任之，甚至对一些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也不反击。二是反应过激，不管大小问题，都爱上纲上线，这样不利团结。因此我们在坚持正能量的同时，应该给那些善意的不同意见的同志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能对一般人有过高的要求。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大多数，把矛头对准那些以知青问题为突破口，恶意攻击，妄图全般否定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的别有用心者。
在这里也想说说上山下乡有无选择的问题，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那个时代与今天这个时代的根本区别：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计划经济带有强制性。我认为那时的上山下乡之所以没有一定选择，从根本上来讲，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国家要包学生分配，这种分配本身就没有多少选择，带有一种强制性，因为除了升学，就是工厂，农村，而且你无论分到那里，你都必须去，不像现在可以不去。现在的问题出在：都分到了农村。但如果换个角度看，不分到农村，都分到工厂了，尽管去向不同，但其性质应该与分到农村一样的，都去了一个地方。但我可以断定，今天不会有那么多人的对此不满。这是为什么？这还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艰苦，有人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所以不满，这样问题的性质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人不可能没有个人利益，也不会没有个人情感，如想家，想舒服等，问题在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果一事当先，总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那何来国家利益第一，又何来精神？精神的可贵与感人之处就在于奉献：它克服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放到了首位。如都能从这个角色出发考虑问题，也许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许多想不通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强制性问题，我觉得只有把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才行，如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就不可能再出现这样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每个人就业可以自己选择。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种主流，远的不说，就说在文革还没开始时的1966年，当时并无“接受再教育一说”，但上海学校就有一批人动员去了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当时一种时代潮流，因此就算没有文革，还不能保证就没有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所以我们在分析有无选择的时候，不能离开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不要硬把上山下乡与文革绑在一起，自作聪明地认为，我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上山下乡！还有关于当时大学停招的问题，我也认为这是个错，但把它作为否定上山下乡心要性的根据，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停招是整个社会，不是光你上山下乡的知青不能考大学，其他青年也不能考大学，因此你就算留在了城市也一样没法选择去考大学。这种错是文革造成的，不可能是由上山下乡造成的，因此与上山下乡的对错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们在说选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世界上的事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是如此。生活中有人对过去不满，也有人对现在不满，如果没有当初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知青就一切都满意了，我看也未必。我们66届毕业生不像以后的几届，不是都去了农村，而是绝大部分人都留在了上海的工厂，应该说上山下乡对他们没多大影响，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看看他们现在的境遇，也没有看到他们比到乡下的人好到那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不如到过乡下的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你把你的不如意算到上山下乡头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当时社会上出现下岗，失业，再就业等问题，不光上山下乡知青是如此，没上山下乡的也是如此，因此这不光是上山下乡知青的问题，是我们整整一代人，包括没上山下乡知青人的共同问题。从这一点来看，因此有人提出要给上山下乡知青补偿，我个人认为也许是依据不足，我觉得国家不会仅仅考虑上山下乡知青这一方面，而是要考虑整整一代人的问题。对他们中有些人的困难，国家不是没看到，事实上现在国家曾对4050人员的补贴，以及现在对即将退休人的经济补贴，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如有人是以艰苦做理由来要求补偿，理由好像也不充足，如果此理由能成立，那谁都可以要补偿，包括所有农民，因为他们都可以说，因为你当时政策不好，让我们不能随便到城市去工作，我现在过得不好，你应给我补偿。你说可能吗？
现在人人可以自己选择职业了，应该说很好，但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理想的人，他们同样不满意，有的还说计划经济好，可以不用担心找工作。由此可见：问题的关健有时不在客观，而是在主观，在自己的心态。如有人把这种数据收集起来，再增加一些对社会，对改革开放的不满情绪，写成一本新的《失落的一代》，我觉得也会有人赞同的！我觉得我们与有些人的分岐其实很简单，我们强调看问题要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去看：也就是看上下乡不是只看文革一段，分析原因不能不看当时社会背景，要下结论不能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因此我们的结论也很简单：坚持两点，一是上山下乡方向没有问题，二是文革中让这么多人下乡是有问题的。而不像有些人只坚持一点，总是用第二点来否定第一点！日前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话中指出，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他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社会是复杂的，连中科院这样的地方都有这种情况，那洋人出的书更不能盲目相信了。其实我们自己就是知青，亲自经历了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不用借助别人的书来壮胆。我们有自信：我们不说，谁说？我们现在不说，还等谁说？
应该看到，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些人借否定文革之名，否定上山下乡，把上山下乡说成是文革的产物，更有人对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满，认为上山下乡是对知青的一种迫害，让知青受苦。问题是我们当时对此言论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没有及时反驳，让这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因此当有人说出不同看法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那么宽容了，觉得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因此常常会有一帮人来围攻你，说你是在为文革翻案等等，这种情况在某些网站表现得特别厉害。他们自己说不出多少理由，却常常把有些人写得书当成圣旨，作为理由来反驳你，这样做有时真的觉得很可笑！原本各种看法可以互相包容，也可以并存，但有些人偏要说别人错的，只有听他们才是正确的，这些人还喜欢给别人扣上帽子，有人动不动就要骂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不说，他们不是更觉得有理了吗？我们不喜欢做无谓的争论，但在这有关底线的问题上不能退却，许多争论不是我们引起的，我们只是自卫反击！我的态度很明确：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就如我们对待转基因食品，你个人可以说它不好，可以选择不吃，但你绝对不能说，别人吃了，说它好就是错的，因为目前没有证据说明它对身体有害。我觉得：我们下任何结论，要从事实出发，而不能从想像或个人喜好出发，这样的结论才有说服力！
此文写于2014年6月18日，最后定稿于2014年7月25日！
文章在此发表后，又做了一定的修改!”
《解放日报》的调查报告
图片来自网络
北风
阅读(3319)| 评论(244) | 编辑 |删除 |推送 |置顶
重发（二）对《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书名的争议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当年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交流时发的第二篇文章。
在看第一篇文章时，有一个细节不知注意到没有，文中在转我当年写的文章《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时转了二次，其中“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转了一次，我本人也转了一次，原因是他转的文章不是我网易博客的原文，而是从百度上看来的，这一点他自己在文中也写了。如果是从我网易博客复制而来，文章标题下，不会有我的名字，因为我在网易博客只用网名：北风，从不用真名。原因是我当初写这篇文章时，最先是从邮箱里开始交流的，有人看到了，拿了我文章，未经我同意，私自将它修改后发出去，因此这二篇文章略有区别。我的原文里并没有“反人类、逆潮流，强迫命令，违背意愿，造成许多青年人学业荒废，毁了人生，等等”字眼，这事我在文章中已多次说明，据说这次“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又发了新文，还是在说这几句话，其用意很明显，他觉得很多人会支持这本书，就故意把我主要是对书名的不同看法，全部引到对书的内容的争议上，这样可以避开“失落”二字之争。
据说“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这次在写的一篇毫无新义的新文章里，又拉上了一个不知名的老刘来对话，可能是为了创造一点新鲜感，吸引眼球。另外还扯上了《知青活页》今年第10期上刊登的郑谦教授的文章以及《知青活页》16期里刊登的张化教授的文章。“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除了会说一些脑残等骂人的话，发泻一下心中的怨恨外，说不出多少让人信服有深度的理论，怎么办？只能拉些人来做伴，把他们挡在前面，这样既有了理论依据，又可壮胆，何乐而不为，其实这些人的说法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一样，只是一种个人看法，成不了依据。“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要这样做，恰恰暴露了其内心的一种恐慌。如有人追查问责，就可推卸责任，把别人一起拉下水，这种做法是相当恶劣的，这也是他为何要东拉西扯的一个原因。
我们从下面的文章里也可见一斑，他本人说不出多少理，总是引用别人的话来说事。如果我的论文也只是大段大段地引用与我观点相同人的话,那还叫论理吗？这样的论文还有何价值？思路不正真是害死人！
最让我惊讶与佩服的是“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这次竟亮出了老党员与干部的身份，听说还要参加上海新区国资委对基层党建示范点单位检查，这是不是一个笑话，我不知该为我们党高兴呢？还是悲哀？
不多说了，接下来还是省点时间，一步一步来看看这位老党员对我们的党与国家说了些什么吧，看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老党员？除此之外，也许能从字里行间找到一些，到底是我的哪一些话或哪一句话触到了他的哪一根神经，以至于从他一开始对我的评论：“作者写作的态度是严谨的、认真的”，到最后变为“不要对装睡的人理论”。不说他健忘，也不说他脑残，但需要提醒他的是，当初是他主动从新浪博客来到我网易博客要与我论理的！
再次说明，下面文中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文中黑字与图片是他的原文！
北风
2018年9月5日
对《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二）书名的争议
2014-08-05 06:01:24|
分类： 1.我论知青
如果说第一部分还是序言，那么第二部分就切入正题了！取名是否合适，本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作者自己的事，应该就事论事讨论，如本文，只要搞清楚“失落”与“一代”的含义，是不是与事实相符，就清楚了，但有人硬要不顾事实，把自己的认识强加到全体知青的头上，问题就复杂了。
本文质疑作者《滴水湖畔》引用了许多所谓“名人”的话，恕我直言，我并不喜欢这样类型的文章，因为看起来很累，看他们说到东说到西，说了许多话，却常常让我觉得他们不知要表达什么意思，抓不到中心。我认为一篇文章不是不可以引用，但总要以自己的话为主，对于一些专家学者写的书，说的话，你可以赞同他的观点，但最好能化为自己的语言说出来，这样别人更容易听懂。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说出了他们的名字，话就有说服力了，好像显得没有一点自信！
我尊重专家学者，这就如我尊重每一个到我博客的朋友，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应尊重。但我决不迷信他们，他们说的话实质上与我一样，也只是个人看法，要论证某一观点，用他们的话是没有权威性的，实际上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年代的经历者，我们应该有一种自信：我们自己不说，谁说？何况有些专家学者还没经历那个年代，难道他们的话一定比我们更有权威？我值得怀疑！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
滴水湖畔原文：这本书的书名是否合适
《数据未必反映本质》一文（一下简称《数据》）开场白提出了对于当今文章里的数据的怀疑，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使一些数据是真实的，但也未必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北风注：因为我认为“数据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只能是一种现象，现象与本质有统一的一面，还有对立的一面，如要真实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但需要正确的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与世界观！”数据与本质不是完全同一的，还有对立的一面，同一个数据在不同人手里可以用来说明不同的问题，也会得出相反结论。）
根据呢？作者质疑法国人潘鸣啸写的一本书《失落的一代》，认为这本书：“引用了一些中国学者提供的数据，甚至引用了国务院知青办提供的数据，但是，通篇的观点却是全盘否定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认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反人类、逆潮流，强迫命令，违背意愿，造成许多青年人学业荒废，毁了人生，等等”。
但是作者又说自己不是学者，没有认真看过这本书。是不是看了这本书的标题就有了上述的结论呢？
（北风注：我为何要在博客发表定稿后的原文，因为在我原文中没有这样的字句，也许转发者改过。凡是了解我写作风格与说话语气的人，或看过我以前写的文章的人，是知道我不会用这样的语气与词语说活的。）
《数据》一文的作者说：“我总觉得把书名定为《失落的一代》是有问题的。”
但作者自己坦诚：对于他的这番观点，赞成者有，反对者也有。《数据》作者的观点是：不能把个人的“失落”说成是一代人的“失落”，把所有知青都称为“失落的一代”。他认为把我们这一代经历上山下乡的人说成“失落的一代”或“奋进的一代”都不全面，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北风注：我在文中是写过：“如果说《失落的一代》，泛指全体知青，那就不对了。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知青中，有失落，也有奋进，有这二种思想的人虽在“一代”人上，有共性，但在失落与奋进上是没有共性的，因此说《失落的一代》，或《奋进的一代》，都是不全面的，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觉得我这样说没错，《失落的一代》，五个字二层意思：一是“一代”人，二是必须是“失落”，如果要把一代人都归到这个里面，必须满足这二个条件，一是“失落”，二是“一代”。很明显，知青都是那个年代出生的，有共性，因此可以说是“一代”人，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否都“失落”，呢，那就不好说了。无论有再多的人不愿到农村去，但你决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其中也有人是为着理想自愿报名去的，因此在“失落”二字上，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共性的，我们怎么能把它硬放在一起，称为《失落的一代》呢？我觉得“这样说，是从根本上抹杀了一和精神”，有何不对呢？）
那么，应该叫什么一代呢？《数据》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潘鸣啸搞不清，所以这本书“还有多少能让人信服。”
我们还是先看看《失落的一代》作者潘鸣啸自己是怎样说的——
我用“失落的一代”这个说法是中性的，不含贬义，只是想强调这个运动让知青们失去很多小时候的信仰和学到的价值观，也让他们的大部分人失去受好教育的机会。可是，这本书2009年初在香港出版后，很快在国内的网上能买复印本，四个月以后，也已经有盗版本，在知青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后来在网上就开始有一些评论，大部分是赞成的，但是有一些人表示对书名的反感。后来大陆的出版社也曾“谨慎建议”我修改书名，但我还是坚持用这个书名。但同时，我非常不希望知青认为用“失落的一代”是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堕落”，或者以为他们的经历没有什么积极价值。所以在大陆版本序言里特别解释了这个问题。（《不要因自己的怀念，就歪曲上山下乡运动的事实》2012年8月10日·《共识网》）
这是潘鸣啸在接受《晨报周刊》记者采访的对话。
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了作者为什么要用“失落”这个词汇。失落，就是失去。我们这些知青失去了什么呢？潘鸣啸总结了两条：一是失去很多小时候的信仰和学到的价值观，二是失去了受好教育的机会。这是事实，我们都是经历者。
就像潘鸣啸自己说的，对于这个名字有争议，包括如今《数据》一文的作者。但是就此指责潘鸣啸“从根本上抹杀了那个时代还有许多知青是自觉下乡的”，未免有点强词夺理了。
（北风注：看来对书名有意见，不是我一人，这就好！作者有作者的看法，我们无权强迫他做什么。但作者如果说“失落”就是“失去”，那我只能说那只是作者的看法，不能代表权威部门的看法。因此无论作者怎样解释，“失落”二字有其本身的含义，这是除了权威部门，任何人的解释都不能改变其本身的含义的！我个人认为“失落”二字应该不仅仅是“失去”，而是要比“失去”要更进一步，但也不是“堕落”。
常写文章的人都知道，标题是书中内容的集中体现与高度慨括。一本书，一看标题就可大致知道书的内容，出书是为了让人看，作者是不会不重视书名的，作者不用“失去”而用“失落”，目的很明确，就是“失去”二字还不足以反映他对上山下乡不满的看法，还有就是他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一定都是“失落”的，起这个名大家会喜欢看。但事实是“失落”这二个字决不会是一个正面的词，这是无疑义的，否则为何大陆的出版社要他修改书名呢？很明显作者认为用了这个词，可能更反映自己的心态，也更能迎合大家的心理，让他的书能卖个好价钱。原本改了，也许此书会有更多的人关注，但他坚持不改，我认为他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常说，有失必有得，你在“失去”一些东西的同时，你也会“得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为何作者不反过来取名《得到的一代》，而喜欢用《失去的一代》呢？这个问题同样要从作者为何写这本书的目的有关了，与作者的立场有关了。
最后想说说作者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失去”什么呢？作者“总结了两条：一是失去很多小时候的信仰和学到的价值观，二是失去了受好教育的机会。”我觉得第二条暂且不说，第一条恰恰相反，并没有像作者所说“失去很多小时候的信仰和学到的价值观”，而正是按照小时候的信仰与学到的价值观，以雷锋精神为榜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符合当时时代的进步潮流，因此我说标题从根本上抹杀了一种精神，“抹杀了那个时代还有许多知青是自觉下乡的”，一点也不为过。
第二条“失去了受好教育的机会”，就是说不能在学校读书了，这里要说明二点，一，其实教育是多方面的，学校是学习，社会也是学习，这二者都是需要的，不能说那个是“好教育”，那个是坏教育。在这里如果心态好的话，也用得上这句话，有失必有得。二，不能上学校读书，这是文革造成的，而不是由上山下乡造成的，我觉得我现在是在讨论上山下乡而不是在说文革。）
我建议《数据》的作者有机会看看吴道平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我们没有自愿·“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
我摘录几段——
“那么，历史将会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呢？不同的经历、不同时代的人，自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但是，历史事件评判的最终标准是人，是人的生存与发展，是具体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评判这场运动的标准也只会是‘上山下乡’对我们这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所起的影响。”
……
“国家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公正地、过多的由这一代人来承担了。我知道，这不可能成为大家的共识：当年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为了维护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不会对我们说一声‘对不起’。当年的受害者也往往怕揭开创伤，有意无意地要在创口刷上一层色彩，使鲜血显出玫瑰色来。今天，有人或许会说，当时你们不也曾经向党表忠心，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改造自己吗？不也曾经发誓要把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农村，立志做革命大业的接班人吗？是，当初是有一些人这么做了。那是由于他们太年轻，对现状缺乏了解，对统治者无条件的信任，确实想过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记得北京还有人到天安门去宣誓，决心去延安插队，走老革命的路，等等。但是，我相信怀有那种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他们是在真实信息被封锁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是受到了愚弄。”
“是，当年我们都是‘自愿’。但我们有可能不‘自愿’吗？很难。当时动员的手法，就是非让你‘自愿’不可。
最简单、最客气的办法是所谓‘车轮战’，三班‘工宣队’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你家里动员，不让你和家人睡觉，直到你‘自愿’为止。两三天下来，钢铁的人也受不了，何况是血肉之躯？不‘自愿’就发疯。邻居家的孩子因为数天‘车轮战’而神经失常，操起把菜刀来要和工宣队拼命，结果被捕判刑。我们学校有一个被大家称为‘聪明美丽而又最大气的’女同学，不过在给叔叔的信中说了句‘不知命运的小舟，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竟然被套上‘破坏和对抗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而在全校批判，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自愿”？”
“后来读到张正隆的《雪白血红》才知道，这是统治者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手法：当年在东北招兵买马，也就是用这套‘车轮战’而让农民‘自愿’参军的。甚至会在大热天烧一热炕，让农民坐在炕上烘烤，直到‘自愿’参军为止。”
“今天，拿一千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万种所谓积极的因素，想为那场运动辩护都是徒耗心力：判定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青年灾难的性质，只需一句话：‘我们没有自愿’”。
自愿了吗？我们都是亲历者。至今我们还会大声说，当年我们没有自愿！
（北风注：其实不用大声说，像这样的话我听得太多了。我们从不否定在上山下乡的人流中确实存在“失落”的人，他们发出这样的声音，我可以理解。我在文中讲过：“我们在坚持正能量的同时，应该给那些善意的不同意见的同志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我们只是反对这样的认定：“失落”不是一代人，而只是一批人。我的观点很鲜明：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因此分岐在于，有人硬要说这一代人“不失落”是不对的，“失落”才是对的，”这样做是不是太霸道了？我觉得立场不同，对上山下乡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可以互相包容。你引用吴道平先生的话，我只能说他可以说他想说的话，也可写他想写的事，但最好不要把它当作知青代表或者权威的身份讲话，他说的话与你我一样，也只能算是一种个人感受，在此引用毫无意义，不能证明什么！）
试问，如果是自愿的，为什么在1978年以后知青会潮水一般地逃回城市？如今，就连那些当年风云一时的知青榜样们还有几个留在农村的？
（北风注：我在文中写到：“我们说上山下乡方向正确的同时，也承认“当年搞“一片红”确实是有问题的，它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如果说返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相提并论，但大返城一定是对这种错误的一种大范围的必然纠正，而对上山下乡的不同看法，则是那种后遗症在思想认识上的一种必然反映，是完全正常的，不必过分大惊小怪”，我认为回城有一定的合理性。我还写到：“我觉得我们与有些人的分岐其实很简单，我们强调看问题要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去看：也就是看上下乡不是只看文革一段，分析原因不能不看当时社会背景，要下结论不能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因此我们的结论也很简单：坚持两点，一是上山下乡方向没有问题，二是文革中让这么多人下乡是有问题的。而不像有些人只坚持一点，总是用第二点来否定第一点！”上山下乡非要留在农时，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央文件好像没说过非要在农村呆一辈子才算革命，毛泽东同志也没说去了不要回来，至于扎根一辈子只是当时一种口号，而口号往往过火，片面，这是不奇怪的！）
从书名开始怀疑这本书的真实性、客观性，我建议作者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的全文。
（北风注：如你所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失去很多小时候的信仰和学到的价值观”，因此有时间可以多看看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也许能从中悟到点什么！最近有个中国梦-知青情，它对上山下乡有许多新的见解，在这里我也不做什么推荐，如有兴趣可好好看看，我觉得过去这方面的声音少了，多看看有好处！）
《中国知青史》的作者刘小萌教授最近发表的《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中有这样一段话：“法国有位研究知青史的学者中文名字叫潘鸣啸，我的好朋友，知青都亲切地叫他老潘，老潘认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力政治因素是第一位的。在海内外知青史研究者中，他的观点属‘非主流’。因为他强调政治作用，强调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我始终认为，这不是个人因素能决定的，而是一个制度问题。这是我跟他的一个分歧。但同时我们在观点也是一种互补关系。因为绝对讲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我觉得都不准确。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制度方面的因素，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如果没有毛泽东极左的那一套，这场运动不一定能够发动的起来，即便发动起来，延续时间也不一定那么长，也不一定发生那么多现在看起来非常怪诞的现象。可是要强调是缘于个人的因素，实际就回避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制度的原因。从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发展、到最终失败，充分证明这个制度是没有出路的。这是我在《中国知青史》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观点。”
无论是《失落的一代》，还是《中国知青史》，都是近年来研究和反映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好书。这些严谨的、专门撰写知青历史的书，记载了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苦难。对于书中的一些数据以及观点是否赞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作出判断。但是仅依据书名就否认书中的内容，未免太牵强了。
（北风注：你反复推荐刘小萌的书，我想你也清楚，对此人，社会上看法如同“失落”一样是有根本分岐的，他对毛泽东同志也不满意，我们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你说，你用他的话作依据有何意义？只能说明《失落的一代》与他是对上号了。对《中国知青史》好与坏，我就不多说了，理由很简单，也是一家之言，看看可以，但要证明什么，好像没有权威。如果不能证明什么，多评论也就没有意义了，一是浪费宝贵的时间，二是跑题了。还是把我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如果人人都说上山下乡好，那社会上雷锋就会很多，我觉得反而不正常了。在这里我们要防止二种倾向，一是麻木不仁，对一些错误言论听之任之，甚至对一些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也不反击。二是反应过激，不管大小问题，都爱上纲上线，这样不利团结。因此我们在坚持正能量的同时，应该给那些善意的不同意见的同志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能对一般人有过高的要求。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大多数，把矛头对准那些以知青问题为突破口，恶意攻击，妄图全般否定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的别有用心者。”对上山下乡有不同意见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现在要说的不是有没有这种存在，而是要说怎样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这种存在！
再次说明，本文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
北风
阅读(1407)| 评论(100) | 编辑 |删除 |推送 |置顶
重发（三）对《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数据的认定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当年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交流时发的第三篇文章。
这是第三篇文章《数据的认定》，在我看来很重要，说它重要，是因为这是讨论的主题。在第一篇文章《《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我已经全面地讲述了这一个问题，如对我的观点有不同看法，“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应该直截了当地抓住这一主题进行讨论才对，这样何须要6篇文章。只是他们的思路不正，理解力也差，不会抓住问题的根本，只会东拉西扯地抓住我的某一句话进行分析，说不出什么可探讨的理论进行讨论，对此我也只能奉陪了。
另外的内容就是“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不相信《解放日报》等对600多名下乡各地的老知青做过随机调查，为了证明当年的一代知青上山下乡，全部是在高压下去的，不可能有自愿去的，为此他说不出可信的理由，又拉上了一名知青的话做证据。
说到数据与常识的关系，我觉得有必要看看2016年月12月3日的聂树斌案的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判决时有这样一句话：“在原审有关重要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充分运用了“常理”这个重要的裁判理念。再审判决在评判本案原办案人员当年的行为和事后的解释时多次使用了“不合常理”这一表述，具有重要导向作用。这里的常理，就是普通老百姓都懂得、普遍认同的道理，就是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判时，应当考量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常理就是常识，我觉得上面这段话也间接证明我说的常识的道理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在这里，我还要补上一句，我们要防止有些人打着“写实”的幌子，总是写社会的阴暗面，就如一棵大树，他们不看绿叶，只写枯叶，用这种手法来否定我们社会上进步的东西。
再次说明，下面文中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文中黑字与图片是他的原文！
北风
2018年9月12日
对新浪《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三）数据的认定
2014-08-07 06:40:20|
分类： 1.我论知青
第二部分完了，今天来看第三部分，第三部分质疑作者《滴水湖畔》要说数据了，那就说说数据。
质疑作者《滴水湖畔》在此文中用了不少文字来向我介绍长征，长征精神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没有意见。他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在我的文章中讲到了长征，我说红军到达延安时，30多万人只剩下3万人，“人都到哪里去了？其实牺牲也许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人肯定做了逃兵，也有些人做了叛陡。如要统计一下，也许逃兵比留下的人更多，如果今天有人写出一本书，用详细的数字说明了当时有多少逃兵对革命的失望与失落，并取名为《失落的一代》，你能同意吗？”但我说在我的文章里说的是，少的人去了哪里，而不是长征失败或胜利的原因，如这样质疑我，好像又跑题了。
其实作者不用说那么多，可直接问我，你没有证据证明“也许逃兵比留下的人更多”就行了，这样可以少说许多不必要的话。如他这样问倒也对。因我在文中也说过，为何一直无人来写这种书呢，我“分析下来也许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它说的虽是一种事实，但反映的不是社会的主流与本质，是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因为这方面的书可能无人写，所以数据少或没有也是有可能的。
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中国共产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拆，就是不说数据，大家也认可，为什么，因为这已是一种常识，常识是已证明过，或者说，是大家共识的，就不必再用数据来证明的，革命为何有曲折？道理很简单，如果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觉醒，会有这么艰难曲拆吗？这是一种常识。因此在中国革命初期出现大量的逃兵与叛徒，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事。我文中说到长征，只是因为大家对长征熟悉一些，其实在长征以前，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如“四.一二大屠杀”，真正的共产党人没有屈服，但党员也少了很多很多，人到哪里去了？除了牺牲，难道会没有人离党脱党？我们从电视剧上可以看到：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的路上，不继地有人离队逃跑，到最后剩下不多的人，如逃兵有多少人没有数据，但国民党杀了多少人，也许能查到数字，用总数与杀死多少人，相互减一减就能得出个大概。我们部队中有一大部分是从旧军队来的，意志不坚定者有很多，在革命高潮时进来了，在低潮时走了，我觉得有这种情况很正常，没有倒是不正常的。
再说到底多少人，这里具体的人数并不影响我对论点的一种判断，我举的这个例子，只是一种参考，你不信也没关系，因为人数多少，对写一本当年的《失落的一代》是没有多少影响的。就如现在“有人把这种数据收集起来，再增加一些对社会，对改革开放的不满情绪，写成一本新的《失落的一代》，我觉得也会有人赞同的！”去查人数多少，无关紧要，有人赞同就行！
另外更重要的是思想方法，我们生活中要讲数据，有些事必须要以数据来证明，数据确是事实的基础，这是对的。但生活中我们更多的是要讲常识，常识是一种经验，是一种积累，是一种推理，也是一种知识。常识常常是已经明知，不需要再用数字来证明的共识，如一般生活中，什么东西该吃，什么东西不该吃，难道还要一直用数字来证明：多少人吃了没事，多少人吃了有事吗？我们常说，凡有人群的地方，总有左中右之分，左和右都是少数，中间人是大多数，中间人不是稳定的，还要再用数据来证明吗？下面说到的长征中27万人都到那去了？如质疑作者也没找出相反数据来，我觉得就可以用一般常识来判断，在革命低潮时，想让他们都坚定是不现实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常识！我们有时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如果一个人生活中都用数据来判断，而不会用常识来判断问题，那他在生活中一定是个脑子有问题的人！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
滴水湖畔原文：严肃对待历史数据
为什么说数据未必反映本质？
看数据（问题）的角度很重要。《失落的一代》、《中国知青史》、《我们要回家》等等知青历史的书籍，都是用了大量的数据来讲述历史的。《数据》的作者承认：“书中引用了一些中国学者提供的数据，甚至引用了国务院知青办提供的数据”。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这些数据。作者说：“尽管我没去核实，也不想去怀疑。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那书中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认为此结论为时过早。”
为此《数据》一文的作者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我感觉比较牵强。
当年红军从30万人到延安的时候只剩下3万人的历史事实大家都明白。
《数据》作者认为：“再拿红军本身来说，出发时是30多万，到达延安剩下不足3万，人都哪去了？其实，牺牲也许只是一部分，多数人不是做了逃兵，就是当了叛徒。”
请注意，《数据》的作者使用了“多数”这个词汇。
我不知道作者的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数据是事实的基础。红军长征的历史有没有逃兵和叛徒？有，这是肯定的。但是按照作者的说法，这类逃兵和叛徒似乎占了没有到达延安的27万人的大多数。这样的数据显然是很不严肃的。
（北风注：30万人少了27万人，是90%，人到那去了，难道说都是烈士？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如果在革命刚刚起步之时，人民有那么高的觉悟，那何必要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如现在共产党一号召，人民就起来了，“革命不就早成功了，那来这么多的艰难困苦，长征更无存在的必要。”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还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可见革命之艰难，不要说革命初期了。
在长征中，我们的许多军队实际上是从旧军队转过来的，如果都是坚定分子，那还要什么“三湾改编”，井冈山根据地，还要8年抗战。）
红军的长征，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壮举。一些历史事实早就深入到人心。例如，红军在离开江西出发一个半月损失最大，湘江之战减员三万多。这既有蒋介石集中重兵“追剿”的原因，也有长征初期的错误指挥，部队减员最为严重。（摘自:徐焰马祥林《重解长征之谜》人民出版社）
（北风注：这里用了“减员”，没用牺牲。那“减员”的人那去了？没有回答。）
突破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3万多人，不过大都是意志坚强的骨干力量。通过惨痛损失的教训，全军认识到错误指挥的危害，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一个转折。随后，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转战途中虽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然而这些新成分没有经过远途行军锻炼，在急行军中大都很快掉队。
（北风注：这里用了“掉队”，也没用牺牲。那“掉队”的人那去，也没回答。）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终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前四句，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和无敌无畏精神。红军经历过万里长征，虽然有严重减员，保存下来的人却是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红军长征中出现数量减员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发展壮大，离不开革命根据地。但是红军离开根据地远征陷入无后方依托作战，除牺牲外，会经受缺粮和病饿的折磨，伤病员难以随军和妥善安置，这都会造成较大损失，而且难以有效补充。
这些是记载在党史上的历史事实。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多数人不是做了逃兵，就是当了叛徒”的记载以及“如要统计，可能逃兵会比留下的人更多”的估计，希望《数据》的作者能不能告知这个数据或者说很不严肃的估计是来源于何处？
（北风注：你没见过这方面的数字，确实我也没找到这方面的数据，我是凭一般的常识得出的，如你怀疑我的说法，可以的。但我看了你上面转了那么多的文字，你也没有具体推翻我论点的数据，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只能凭常识来推断了。）
由此我对于《数据》作者提出的一个假设抱有怀疑。怎么会有人在数据不清晰、不明确的前提下，来写写红军长征的时候的逃兵？并且也取名《失落的一代》？在这些数据根本不存在的前提下，这样的假设显然只是作者自己的一种意念。无法说服我们对于数据未必反映真实的理解。
（北风注：其实科学不能没有假识，任何科学都是先假设，因为有许多东西你根本看不到，如太阳系如何形成，没假设能行吗？问题在于你的假设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这里就是一个标准，你的假设能回答和解释别人提出的所有疑问，那假设就成立了。）
其实，作者是想说明一个多数与少数的问题。在当时红军在全国总人口中是极少数，但是她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力量，代表了一种方向！这才是主流与本质。这是在以后的历史事实得以证明的历史。
（北风注：是的，我是想说明红军在全国总人口中是极少数，但是她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力量，代表了一种方向！同理，尽管当年为了理想主动报名到农村去是少数，“但是她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力量，代表了一种方向！这才是主流与本质。”）
为此作者还例举了“2013年春，上海图书馆举办全国知青历史巡回展，《解放日报》等对600多名下乡各地的老知青做过随机调查，结论中说认为上山下乡失落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多，那再以多数人为由说事，没有事实做依据，更是毫无道理了。”
我对于这个调查结果一直心存疑议？
首先是问题的设置。如占了大多数意见的前两条：“听从党的命令”和“接受再教育”。这两条在当年是被誉为绝对正确的理由的，是不容置疑的。谁要是不听党的话，不去接受再教育，肯定是会被当做破坏上山下乡的人，轻则批判、重则判刑。正如刘小萌教授在《不要赞美上山下乡》一文中指出的——
因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几年之间，工厂不招工，学校不招生，像我们老三届的400万人在城市中根本就找不到出路，怎么办？现成的思路就是轰到农村去。所以尽管它的背景是就业压力，可是从宣传口号来看，却是被高度政治化的，除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用一些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进行动员，比如，既然过去的教育是修正主义的，那么就要实现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革命的途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这些旧式的学生下放到农村去，在所谓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培养自己，终极目的是把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些口号很冠冕堂皇，当时我们这代人都觉得自己要革命，要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怎么才能成为接班人？只有上山下乡。对知青来说，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只是任务的一方面，而通过到农村去，通过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接班人，又是一个神圣的任务。可这还不是极端的表述，最极端的表述发生在7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肆虐全国，随着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愈发极端和昏聩，到70年代中期就把上山下乡运动拔高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措施。
在这样高压的情况下，你能说不听党的话吗？能不去“接受再教育”吗。如今知青们的回答一点也没有错，这样的回答恰恰是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真实。离开了这个背景来说明“认为上山下乡失落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多”显然是不顾历史事实的。
另外，调查的对象究竟包括哪些人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几十年过去了，知青们在大返城以后回到了城市，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到今天，每个人的结局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地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我所接触到的知青朋友中，对于类似的回答绝非是《解放日报》的调查结果。
对于这个结果，作为一种参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一种依据，似乎有点牵强。
（北风注：对解放日报的调查心存疑议是可以的，如要推翻它，按你的说法是需要数据的，你能提供这样的数据吗？如没数据，你上面说了那么多，也只能是推论。如果你只重数据，不重常识，你首先应该不要这样来论述问题。看来推论在生活中处处在，是不能否定的。
你在上面说：“几十年过去了，知青们在大返城以后回到了城市，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到今天，每个人的结局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地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我所接触到的知青朋友中，对于类似的回答绝非是《解放日报》的调查结果。”那看看这个调查结果的时间就说明问题了，这个调查恰恰就是在你所说的“知青们在大返城以后回到了城市，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到今天，每个人的结局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地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各不相同的”2013年春的时候调查的，是在上海图书馆举办全国知青历史巡回展时，《解放日报》等对600多名下乡各地的老知青做的随机调查。
看来你们对知青当年听党的话到农村去很反感，不知在你“所接触到的知青朋友中，对于类似的回答”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如果说当年让你到农村去是一种高压政策，那么调查是最近调查的，人们还会受这高压政策影响，说违心的话吗？我又要推论了，可能性不大。
其实我也不很看重这个调查，对《解放日报》的随机调查我是在说到多数与少数这个问题时说的，我在这里强调的是精神这个问题的特殊性。“雷锋精神是我们许多人都赞同的，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因为赞同与有是二回事。雷锋精神既是少数，我们为何还要赞同，还要大力宣传？这是因为，尽管先进思想或精神只能体现在一部分人身上，但它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种社会的主旋律，选择宣传这种精神是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是一种历史使命，这与多数与少数是没有内在关系的。更何况《解放日报》有一份调查显示，好像说上山下乡失落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多，那再以多数人为由说事，没有事实做依据，更是毫无道理了。”这里我用了“更何况”“好像”“更是”字眼，就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参考，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丝毫不影响我多数与少数问题的判断！）
实质上就是如何正确看待历史。
这些话题引出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看待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二是如何看待歌颂与暴露的问题。
下篇再探讨。
（北风注：好的，下次再谈这二个问题。
再次说明，本文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
北风
阅读(1407)| 评论(100) | 编辑 |删除 |推送 |置顶
重发（四）对《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下乡的分岐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当年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交流时发的第四篇文章。这第四篇讲的是如何看待上山下乡。
在此文中，“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继续推销他的一套理论，认为“到了“文革”，由于始作俑者的倒行逆施，政治因素加之到了崩溃边缘的经济，才产生了如此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当时经济是否到了崩溃边缘可暂且不论。原本认识有不同，也不足为怪，但他用的语句却让人极不舒服，他称毛泽东同志为“始作俑者”，还有称我们的党为“中共”，这种提法，在我们国内正面介绍我们党的报刊上，我几乎没有看到，看到的好像是中共中央之类的提法，单用中共二个字来代表我们党，是国内外敌对分子经常用的，现在从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笔尖里出来，我们还能闻得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气味吗？以此也可见，他能站在党的立场为我们党说话吗？
“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在这里继续东拉西扯，又重复拉出了二个同意见的人，大段地引用他们二人的话，来为他的理论作证。不是说不能引用，正能量文章的引用一般都引用一些革命导师的话，因为这有说服力。“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不引用革命导师的话，却引用这些人的话，我不知什么意思，又能说明什么问题？难道说这些否定上山下乡言论的人与话，在“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心里，地位要高于革命导师？还有，如去掉文中引用的话，还剩有多少话是“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自己的话？真不知“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还有没有自己独有的见解，心目中还有没有我们党和领袖的地位？
至于本文中如何看待知青上山下乡，我在本文中已说了，这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看待文革前与文革后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已有论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在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再次说明，下面文中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文中黑字与图片是他的原文！
北风
2018年9月19日
对新浪《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四）下乡的分岐
第四部分质疑作者《滴水湖畔》要说上山下乡了，那就说说如何看待上山下乡。
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感觉与这些人讨论这问题很难，难就难在，在他们眼里看来，上山下乡就是文革，文革就是上山下乡，二者是没有区别的，你说上山下乡方向正确，他们就说文革如何如何不对，然后就搬出大量的批判文革错误的文章往你身上套，最后就会义愤填膺地说你为文革翻案，把你搞得晕头转向。我们听起来往往相当费力，不知他们是在说文革还是在说上山下乡，这种文不对题的学风很坏，不值得提倡。
他们看不到上山下乡长长的历史根源，对文革前早已存在的上山下乡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而是不遗余力地去寻找文革中上山下乡发生的原因，把不相干的二件事硬要绑在一起说，其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说明，文革的路线错了，所以上山下乡也错了。这种不看客观事实，只凭主观想像的结论是站住住脚的，退一步讲，即使路线错了，精神就能否定吗？对此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日志《知青精神与对错无关》：我觉得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在初期有过多次的路线错误，但我们仍有许多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难道我们能说他们的牺牲也错了，不是一种革命精神吗？我想路线对不对，对整个革命的前途胜败是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而对英雄献身的烈士来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为革命奋斗的精神是永存的！如果不这样认为，对烈士就是一种不公平。再退一步讲，对国民党我们过去一直是持否定的态度，但我们现在对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抗日行为还是肯定的。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爱国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会因为国民党政府当时反人民的本质而会改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知青精神也不会因为文革对错而有所改变！”总之，我觉得对错可以不论，精神必须肯定，如果要论对错，也与精神无关！ 我们与他们根本分岐还在于思想方法上：我们认为在评价上山下乡时，一定要像评价毛泽东同志一样，全面，客观，历史地看问题，不能只看文革中那一段，还要看文革前的那一段历史，虽说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下乡，所以有些人一说到上山下乡，也很习惯地只想到毛泽东同志在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后的那一段历史。这可以理解，但你要进行历史研究或理论探讨，却不能那么简单化。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山下乡并不是开始于文革，与工农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相关的。自从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用城市爆动的方法，第一次成功地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当时苏联的经验成了各国共产党学习的榜样，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当时有不少人热衷于搞城市爆动，想用城市爆动的办法来带动全国的革命，犯了许多错误。只有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指出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人阶级力量比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相对薄弱，革命成功一定要寻找革命的同盟军。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在当时中国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广大的农村自然而然就成了革命的中心，你要搞革命不到农村去能行吗？中国的革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与农村工农相结合是一条通往胜利的路。全国解放以后，不断有进步青年因为农村艰苦，要求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学英雄是那个社会的主旋律。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无疑是一个革命的选择，在那个年代都是把它当作学习榜样来颂扬的，也没听到有人像今天这样说它不对！
为何会发生变化呢？不可否认问题出在文革，在文革中搞了“一片红”。本来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是一个高境界的行为，你现在让人人都去，它肯定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所以我说：“如果人人都说上山下乡好，那社会上雷锋就会很多，我觉得反而不正常了。”这些人当中很多人在学校没有好好读书，在农村没有好好干，稍有不满，就发牢骚。现在有些人把这种个人不满故意扩大到对社会不满，更有个别别有用心者借机兴风作浪，想通过此来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觉得文革中“一片红”确实有点过火，但它不能作为我们否定上山下乡方向正确的理由，今天有人要到农村去，我们能说他的选择是错的吗？
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一项政策是本身错还是执行错，如执行错，是不能用来否定本身性质的。如当年我们搞土改工作，也有执行上的错误，之后我们纠正了扩大化错误，土改不是照样进行吗？上山下乡也是这个道理！因此我在文中指出：“我觉得我们与有些人的分岐其实很简单，我们强调看问题要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去看：也就是看上下乡不只是看文革一段，分析原因不能不看当时的社会背景，要下结论不能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因此我们的结论也很简单：坚持两点，一是上山下乡方向没有问题，二是文革中让这么多人下乡是有问题的。而不像有些人只坚持一点，总是用第二点来否定第一点！”
只要你仔细研究他们否定上山下乡的理由，尽管说了许多道理，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二点，一是让知青吃了这么多苦的，我要回家”的《苦难论》，二是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的《产物论》，尤其是《产物论》。他们把对文革的批判，全部搬到了对上山下乡的批判，并“自作聪明地认为，我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上山下乡！”针对他们的否定上山下乡的二大理论支柱，我提出了：“如果一种理论或一种说法，不能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那怕是一个，就不能算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为何不赞同《苦难论》，因为它不能回答，有了苦难我们就能否定红军长征吗？我为何不赞同《产物论》，因为它也不能回答在文革前上山下乡怎么算？”遗憾的是，跟在后面的一些人，对此理论问题讲不出多少理论根据，只是盲目地跟在一些人身后起哄！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
滴水湖畔原文：如何看待上山下乡
这是一个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话题。《数据》的作者从法国人潘鸣啸写的《失落的一代》谈起，当然是不会回避上山下乡这个话题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上山下乡？
《数据》一文的作者认为：“那时的上山下乡之所以没有一定选择，根本上讲，与时代背景分不开。当时是计划经济，国家包学生分配，这种分配本身就没多少选择，带有一种强制性，因为除了升学，就是工厂、农村，而且无论分到那里，你都必须去，不像现在可以不去。”
我们经历的上山下乡是带有“强制性”的，这是实话。这确实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必然，更为重要的是“文革”的倒行逆施所带来的恶果。
作者还认为：“我们还要看到，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种主流，文革远没开始时，上海就有一大批人去了新疆，因此没有文革，也不能保证就没有大规模上山下乡。所以我们今天分析有无选择的时候，不能离开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
这里的表述有点混淆是非。
我认为，对于有没有“文革”与有没有上山下乡，是个伪命题。在中国1949年以后发生的上山下乡，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到了“文革”，由于始作俑者的倒行逆施，政治因素加之到了崩溃边缘的经济，才产生了如此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何以见得？
中央党校教授郑谦在2013年发表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题》一文中指出——
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 1968 年底至 1969 年上半年骤然达到高潮，仅 1969 年年初的一个半月就有 155 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下乡。到当年 4月底，全国有 405 万知青和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当然，不论是从规模、组织、性质还是从后果等方面看，此时的知青下乡与“文化大革命”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知青》杂志2014年第二期56页）
郑教授进一步指出：产生这场高潮的原因很多，但最应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 “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设想。在毛泽东看来，从 1968 年下半年起，以造反、夺权、打倒 “走资派”、“天下大乱”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已趋于结束，他希望通过“斗、批、改”运动达到“天下大治”，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巩固这场革命 “胜利成果”。这是他继 1958 年建立理想社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尝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建立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就是当年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的主要因素和客观的历史条件，与“文革”前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上山下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存在于与“文革”前期上山下乡相同的经济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政治原因。
（北风注：本文质疑作者分析了为何要上山下乡的原因，其中也同意了我关于强制性的说法，我觉得很好，这也能解决一部分反对上山下乡的同志的一些思想问题：这些人们总认为当年没有选择。因此心中有抱怨。
作者进一步认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到了“文革”，由于始作俑者的倒行逆施，政治因素加之到了崩溃边缘的经济，才产生了如此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这原因我没有研究过，不能说什么，但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这是个原则问题，中央在否定文革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同志。因此你的一些用词，我觉得是不妥当的！也不符合总书记“两个不要否定”的思想，这是我不能赞同的，我想无论什么原因发生上山下乡，总不会是领导者主观上想破坏社会主义吧，文革再错，并不影响知青中那些为国奉献，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的知青精神。）
《数据》的作者举了“文革”前上海知青去新疆的例子，只要看看知青大返城后，政府在解决“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与“文革”前去新疆的知青问题的不同政策就可见一斑了。前者，基本同意回城；后者是有条件的逐步解决。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年上山下乡的时间与原因不同。这才是“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可以说，如果“文革”不结束，也就是《数据》作者讲的计划经济不终结，上山下乡肯定是会持续的。在“文革”被彻底结束以后，知青开始觉醒了，掀起了大返城的浪潮，上山下乡才被终止了。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史实。而“因此没有文革，也不能保证就没有大规模上山下乡。”结论则显得有些有些牵强了。
（北风注：我在我的文章中写了“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种主流，远的不说，就说在文革还没开始时的1966年，当时并无“接受再教育一说”，但上海学校就有一批人动员去了新疆。”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上山下乡在文革前就有，因此有人老说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就排不上号了。另外也说明上山下乡已从社会走到学校了，没有文革，你就能保证一定没有大规模上山下乡，那只能说明你当时做学生时，对政治不感兴趣，对当时时代潮流不了解。
至于说到新疆知青政策上的差别，政策是人定的，如这样规定，我觉得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不公平。时间和原因不同，不能改革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基本性质，现在听说这方面政策有调整，这就对了！不知为何，我们有些人对真正的不公平，他不反对，对方向正确的上山下乡却百般不满，说明了什么，至少缺乏了一种客观看问题的态度！）
“文革”期间为什么会发生将近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呢？人们进行了许多研究。
刘小萌教授认为：我觉得上山下乡总的来说是一个制度问题。中共建政后几十场政治运动，包括现在面临的诸多积弊，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定位。
刘教授进一步指出：上山下乡运动在五六十年代愈演愈烈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青年在就业、升学问题上遇到了空前困难。再进一步说，为什么就业、升学出现了空前困难？就归结到前面提到的，当权者通过所谓城乡社会主义改造，把人员的就业、升学全面控制起来，名义上是国家的“计划”，反映在实践上就是领导人个人意志的“盲动”，每一次大的盲动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形成对就业、升学的严重冲击。
刘教授认为：为什么说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因素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执政的前二十年，就是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国内的政治趋向基本是日趋极左。从50年代开始搞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然后到6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国家机器日益亢奋，但是他还不罢休，到66年又发动文革，十年浩劫！以此为背景，他的极左思想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也得到了最淋漓尽致地暴露。比如说，从50年代中期到文革前，当时动员上山下乡的理由还比较平实，就是说我们国家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既然国家有困难，年轻人就应该分担，所以有一部分人需要到农村去。当然也会给上山下乡贴上一些绚丽的标签，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啊，做社会主义的新式农民啊，不过与后来的宣传比还是比较平实。但是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提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正提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教育领域。他提出一个基本观点，而且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即他认为中共执政前十七年，即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这17年的教育是修正主义的，是资产阶级在统治学校。所以对这个制度要彻底砸碎。对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从小学老师到大学老师，他的定性很简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学生，他提出的任务就是进行“再教育”。所以毛泽东在1968年发动知青上山下乡高潮时，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从此上山下乡运动就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是被高度的政治化，尽管在它的背后还是有就业的巨大压力。
（北风注：这一段好象有点重复，前面不是已分析了为何会产生上山下乡，现在又来分析，是不是多余了，刘小萌教授的看法不知能证明你什么观点？无非是想证明让你到工厂去对了，到农村去错了。我关心的不是他说什么，而是他说的算不算是一种数据，有没有权威性，如没有，你不是在浪费时间，多此一举吗？你把刘小萌教授的话当圣旨，这不好，还是多学点经典著作好。在这里，我还是要强调，无论你如何分析，尺度一定要注意：“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因为我们有些政策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分析，它适应当时的情况！）
我为什么要大段引用这些专家学者的论述呢？因为我感觉这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的意见早就公之于众，如果你仔细读读，理解了这些看法的，就不会出现类似《数据》一文作者对于上山下乡实质问题的认识。
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反映了如何看待“文革”！
否定“文革”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也是共产党的历史决议中早就明确的。
（北风注： 你说“否定“文革”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奇怪，好象没有人与你讨论文革，不要忘了，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论文革，而是在讨论如何看待上山下乡，因此问题的中心不在文革，而是在如何看待上山下乡，看来本文作者没有多少自己的理由说服别人，最后还是逃不出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这一框框。）
尽管《数据》一文的作者认为：分析问题不能离开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但是如何认识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是我们分歧的焦点。关键是对于上山下乡发生的原因在认识上有所不同。如果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上山下乡，就很容易搞明白这样的问题。至于说计划经济是造成上山下乡的原因之一，只有搞市场经济才会避免上较孪纾媸档厮得髁酥挥懈母锟挪攀钦嬲炀戎泄òㄖ啵┑囊惶醯缆房吡恕Ｖ劣谒等魏我幌钫撸蓟嵊泻玫囊幻妫灿胁缓玫囊幻娴奈侍猓鸵凑咝纬傻某龇⒌恪�“文革”期间，在政治和经济都处于焦头烂额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出现好的政策？唯有1700万人上山下乡的下策了，根本谈不上有好的一面。当大方向出问题了，是不可能有惠民的好政策的，这是人所共知的简单道理。
（你说“我们分歧的焦点。关键是对于上山下乡发生的原因在认识上有所不同。如果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上山下乡，就很容易搞明白这样的问题。”我听了半天，也没明白你说的问题，对上山下乡是怎样来的，我很明白。是文革让你觉得上山下乡错了？那请问什么原因能让你觉得上山下乡对了，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你为何不分析？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想上山下乡，所以在你们眼里上山下乡无论怎么做，本就不会对，所以说再多的原因也不会改变你们不想上山下乡的行为，在这里空谈原因有何用，无非是想让你们不愿到艰苦地方去的行为找点理论根据，心里好受些？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政策也不例外，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还要怀疑？其实这与出发点无关，难道资本主义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文革期间，大方向出问题了，没一点可取之处？那么请问，氢弹是什么时候造出来的，有没有可取之处？
最后想推荐一段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北京记忆”栏目在2014年7月14日，7月15日，分别播放了主持人秦天采访知青方子歌、孟繁贵、李秀人、杲文川等知青的访谈节目，《他们的名字叫知青》上下集。听听其他知青是如何看待上山下乡的，我觉得有人总生活在自我的圈子里，出去多看看是有好处的！点击后面的标题就可直接观看视频：《北京记忆》我们的名字叫知青
北风注：再次说明，本文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
北风
图片来自网络
阅读(1280)| 评论(101) | 编辑 |删除 |推送 |置顶
重发（五）对《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命题的真伪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当年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交流时发的第五篇文章。
“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在此文公然质疑毛泽东说的：歌颂还是暴露，说它是一个伪命题，在这里，“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不相信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却继续拉着刘小萌，相信刘小萌的话，用他的话大谈文革的错误，来否定上山下乡，可见这个老党员，老干部的立场站在何处，还用多说吗？“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还断言，我们这些同样是文革过来人，不知道事情真相，还贼喊捉贼地说：“人生留给你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想得到宽恕的话，最好抓住最后的机会给历史一个交代，至少不要再去唱什么高调，不要再去蛊惑年轻的一代，如果这样下去，就叫错上加错了。”真是可笑不自量，到底谁在蛊惑年轻的一代，历史自有定论！
在此文中，“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还一开始就质疑与否定文革前的知青先进代表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张韧等，问我：“你对于这些榜样真正了解了吗？我的一位博客好友曾经是一位著名的记者。他在看了我的第一篇文章《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后指出：‘还有个问题，蔡能回答吗：你知道邢、侯、董、张，四位是如何解说自己当年的吗？1994年5月，我采访了他们4位，具体因果一目了然。20年后，还有如是责问的人，实在无知。’”现在几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一段话，不是很好笑吗？因为这几年我们已多次听到过他们本人说当年的事！这也说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说的话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还认为知青历史是一部苦难史，认为只有写苦难才是真实的历史。对于如何写知青历史，我们不是说不能写苦难，因为苦难是一种客观存在，问题是如何写。有些人打着“写实”的幌子，用苦难做文章，写得是社会的阴暗面，就如一棵大树，他们不看绿叶，只写枯叶，用这种不看主流与本质的手法来否定我们的社会进步的东西，那是不能赞同的！今天新闻报导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了黑龙江的消息，总书记来到了建三江，感叹北大荒的巨变，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几代人的战胜苦难，努力奋斗，何来今天的巨变？不能忘了，这当中也离不知青的奋斗！ 我在文中也说到：革命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想回家，那谁来守卫边疆，当然也不会有我们今天边疆与北大芒的开发，可能我们现在吃粮也有困难。
不多说了，再次说明，下面文中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文中黑字与图片是他的原文！
北风
2018年9月26日
对新浪《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五）命题的真伪
已经是第五部分了，这次质疑作者要讨论的是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了。
歌颂与暴露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歌颂与暴露，对写文艺的人，其实两种都需要，问题不在歌颂与暴露本事，而是在对什么人，什么事。对一些危害人民利益的坏事，我们当然应当以暴露为主，对正面的东西，如知青精神，我觉得还是应该以歌颂为主。现在的知青文学已经出了许多作品，我发现对知青的历史与生活，歌颂的有，反对的有，写无悔的有，写有悔的也有，我认为对于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看法原本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说他们写这些东西没有事实根据，但你根据这些材料，怎样写确实有个立场问题。同一个事实，在不同人的手里会出现不同的论点，比如知青救火牺牲了，有人说是一种迫害，成为一种罪证，而有人却认为是一种精神，应该发扬。这当中就会有种选择。有些人就是喜欢收集一些生活中的个别负面东西，作为整体来批判，他们的文学中，多的是暴露，很少有歌颂，我觉得这样不好！
质疑作者在本文说：“歌颂还是暴露”是一个伪命题，好象对此问题文艺界不同意见是有的。但我确实还没有看到，谁有如此胆量说这是一个伪命题，质疑作者好像是第一人。让我惊讶。什么是伪命题呢？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伪命题是指不真实的命题或没有意义的命题，我不清楚质疑作者对“歌颂与暴露”这一命题，到底符合伪命题的那一种标准，敢下如此结论！“歌颂还是暴露”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有一种担心，有些人从个人的一点不满出发，凡是与他们意见不同的都要反对，包括毛泽东思想，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根本不把国家利益放在眼里，他们有些言论已经不是在说上山下乡了，而是借反对文革之名，发泄一种对社会的不满，这种思想是很危险的！
说到伪命题，我好像觉得“我要回家”倒有点符合伪命题的特征，因为讨论它是没有意义的。从历史上来看，正是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不断地迁移，不断地开发，才有我们今天生存的辽阔国土。外出中肯定充满艰辛与苦难，如果人人都想回家，不想外出，会有今天吗？ 再说如果我们的战士也都想回家，那谁去打仗，新中国又从而来？革命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想回家，那谁来守卫边疆，当然也不会有我们今天边疆与北大芒的开发，可能我们现在吃粮也有困难。就拿现在来说吧，交通那么忙，不是天天有人离家或回家吗？其中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他们想离家吗？是他们不想回家吗？我看不见得。过去计划经济，你无奈，没有选择，要离家，那现在市场经济了，你有充分的自由，那为何还要外出呢？这说明，只要社会存在，总会发生离家与回家的故事，我说它无意义，是因为它永远是一种客观存在，你再喊，我们也不能，也不可能消灭它，也不可能人人都在家，不外出。这难道不是伪命题吗？为了国家的发展，我们不能少了“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志向，也不能没有“革命者四海为家”的胸怀。
这里，顺便说一句，我的回复，把质疑作者写的文章连图一字不拉地复制到我博客，实质上也是为其宣传，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有个比较，我觉得我这样做对双方是公平的。如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如坚信自己说的是正确的，就不要怕别人说什么，真理是越说越明，是驳不倒的！
再说一句，我上一篇推荐的[视频：《北京记忆》我们的名字叫知青]，没想到短短几天，就有2000多人观看了，我个人觉得对知青精神的肯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
滴水湖畔原文：关于歌颂与暴露
在《数据》一文里，作者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讲话，是想说明对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写什么关乎到一个立场问题。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努力，那么你一定会选择积极向上的作为宣传与歌颂对象。”
为此，作者例举了董加耕、邢燕子、侯隽、张韧式的先进人物，认为他们是“那个时代青年的榜样”。甚至把弘不弘扬这种精神提高到了“一旦钓鱼岛打起来，谁还会主动报名上前线？”
这是有点危言耸听了。
（北风注：中日关系如此紧张，战争的危险在增加，“一旦钓鱼岛打起来，谁还会主动报名上前线？”怎么会是危言耸听呢？这么说来，我们解放军积极备战在你看来也是多此一举了。你不知道，这正是我们宣传知青精神的关键，为国奉献！你想轻轻一笔带过，这里也不引用别人文章来批驳了，我觉得这种回避实质问题态度不好！先进人物之所以先进，就是当国家需要时能舍弃个人利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些只想“回家”不愿外出的人，“一旦钓鱼岛打起来，”会主动报名上前线吗？我还真觉得是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那些否定知青精神的人，国家能靠这些人吗？这些人天天想回家，我不禁要问，他们靠得住吗？）
首先，我很想了解一下《数据》作者所提到的这些榜样们如今在何方？是不是像当年他们发出的豪言壮语那样：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是不是早就回城了呢？
（北风注：他们现在在那里？真的那么重要吗？他们中有的人去年就来过上海，在上海图书馆做过报告，许多知青听了。你不知道只是你不关注这些事。）
其次，我想问问作者，你对于这些榜样真正了解了吗？我的一位博客好友曾经是一位著名的记者。他在看了我的第一篇文章《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后指出：“还有个问题，蔡能回答吗：你知道邢、侯、董、张，四位是如何解说自己当年的吗？1994年5月，我采访了他们4位，具体因果一目了然。20年后，还有如是责问的人，实在无知。”
（北风注：不要问我：他们的事迹我了解吗？跟你说，全国广大知青都是了解的！你说，你的一位博客好友曾经是一位著名的记者，1994年5月，采访了邢、侯、董、张四位，是如何解说自己当年的。我有点奇怪，不知他当时发表文章了吗？如发了的话，我确实没见到，但你不是一直很喜欢引用别人的文章来证明你的观点吗？那么这么好的材料为何在这里不引用？如没发表，请你转告他，让其发表，让我们开开眼界！在这里我要善意地提醒他，现在可不像前几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敢说，连毛泽东同志的谣也敢造。前一阶段，我记得好像刚处理了一个抹黑雷锋的人，注意：现在乱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不过值得指出与肯定的一点是，你的那位博客说出了文革前四位知青代表的名字，这从另一角度也承认了，上山下乡在文革前就有了，这比那些刻意回避此事的人要好上百倍，因为对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他们不敢说，现为了证明其它事，提出了此事，只能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再次，我想引用刘小萌教授在《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一文里谈到这些当年所谓的知青榜样的时候一段论述——
有些所谓成功人士非要说“无悔”，非要说正是由于有了这段经历才有我后来的成功，你这么说，完全是你的自由。还是那句话，不要把个人感受强加给大多数知青，更不要给别人扣什么“右派”的帽子。如果是那样，就是在强奸民意了。
现在之所以有一些人利用传媒宣扬什么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肯定，标榜要树立他们的“正统”即官方叙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文革结束以来的几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全社会对历史的真相尚缺乏一个基本了解，因此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反思。上山下乡运动与半个世纪以发生的诸多运动一样，它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无论是经济上的、物质上的、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包括对几代人的伤害，大多数国人，不要说年轻一代，包括许多老知青，都不是很清楚。许多人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尤为可悲的是一部分当年的知青，他们经历了许多坎坷，经历了许多人生磨难，现在的处境也不好，他们或是不了解上山下乡的真相，或者基于对现实社会中贫富分化、官贪吏蠹现象的不满，转而对那个时代表现出某种留恋。所以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话语平台，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些误导自然不攻自破。至于那些为文革正名、为上山下乡运动正名的文革受益者们，包括当年知青中的个别风云人物，我也想在这里说上几句：如果文革的那套没有结束，就是全国人民遭殃之时，也就是他们的利益被进一步放大之际。他们的利益所系，他们的人生价值，都是与文化大革命、与毛左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他们迄今仍对毛感恩戴德的原因之一。即便如此，当我们已步入老年之际，我还是愿意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为不能脱离那个癫狂的时代苛责这些人，对他们同样应该宽容。可是作为他们本身来讲，毕竟已经是历史上定了位的人了，当年的言行作为白纸黑字已经永远定格在历史中了。不管你chàn huǐ不chàn huǐ、唱不唱高调、反思不反思，这个事实都无法改变。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人生留给你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想得到宽恕的话，最好抓住最后的机会给历史一个交代，至少不要再去唱什么高调，不要再去蛊惑年轻的一代，如果这样下去，就叫错上加错了。
（北风注：又是引用，又是刘小萌，看了此引用，我奇怪？不知是谁在“把个人感受强加给大多数知青？”我们提出对标题的疑问，就坐不住了，就要反驳你。刘小萌上文说话的口气，不正是他们自己在这样做吗？他们自认为自己高明，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当成是民意的代表，别人都是笨蛋，对社会真相都看不清，要听他们说才对，是否有点可笑不自量？其实说到底，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把一切错误归于毛泽东同志，发泄对社会不满，
还有就是把文革与上山下乡绑在一起，然后自作聪明地认为，我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上山下乡。但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也是知青，也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我们有我们的感受，用不着别人说教。请他们也不要担心年轻一代，应该相信大多数人，包括年轻的一代是有头脑的，不是任何人的话能蛊惑他们的！值得指出的，他还不像有些学者那样坦率：有人公开说：只要马列之旗还是中国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这场运动肇始者还享有“三七开”的政治豁免权，“知青学”就无法在寰内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展开，真正给我们上了一课，他们到底想干啥？）
至于说的如何歌颂与暴露，在《数据》一文的作者的眼里，类似《失落的一代》这样的书，明显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他认为：“如果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努力，那么你一定会选择积极向上的作为宣传与歌颂对象。”也就是说，你们一味实事求是地“暴露”了上山下乡的种种不是，是一种没有站在时代高度的表现。
那么怎样写知青上山下乡这类东西才算是歌颂呢，才属于正能量呢？《数据》一文的作者没有给出答案。
（北风注：什么是正能量，我想大家心里都明白，简单的说，就是积极向上，能为国家民族的利益着想，为中国梦尽力，这样的能量就是正能量，如当年知青积极要求到艰苦地方去，就符合这一特点，所以我们说一种正能量，只想回家不想外出的思想，过分绝对化，在一定程度是没有摆正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我觉得是不能算正能量的！）
举我曾经在云南当知青的经历。反映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代表性作品有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刘晓航的《我们要回家》、曲波、罗小文主编的《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等。这些作品真实地记载了发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云南知青掀起的大返城浪潮。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5万知青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出“我们要回家”的声音，在经历了写信、罢工、请愿、上访、绝食以后争取到了最终回城的权利。
对于这样一段历史史实如何写呢？难道只能写当权者对于知青回城要求的同意，不能写这些惨烈的举动？只能写党的关怀和阳光，不能写出掌权者的极力阻扰、刻意镇压、冷漠对待？只能写上山下乡总体是好的，发生这样的集体事件纯属偶然？只能写知青榜样们是如何接受再教育的，不能写这是多年累积起来知青遭遇苦难，以及被压抑后的总爆发？
面对一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包括文化年大革命的历史，究竟怎样才算是歌颂和暴露，标准就是实事求是！从1976年10月以后，由“伤痕文学”起步，数不清的暴露“文革”丑行的作品，正是在佐证党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革”决议正确性。这不是暴露，恰恰是在通过文学艺术的作品真实地展现一个时代的悲剧。这一点，做的还不够！还没有彻底肃清“文革”的余毒，以至于在今天“文革”的阴风还是阴魂不散。
（北风注：我的观点，凡是历史就可以写，当然如你所说，应该离不开实事求是。但问题又要回到老地方：“我觉得我们与有些人的分岐其实很简单，我们坚持两点，一是上山下乡方向没有问题，二是文革中让这么多人下乡是有问题的。而不像有些人只坚持一点，总是用第二点来否定第一点！既然文革中让这么多人下乡是有问题的，那当然可以写，我并不反对，问题是，要把握一个度，我个人不赞同把一些问题扩大化，用第二点来否定第一点，不赞同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大做文章，以此为突破口，进而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更不赞同有人一提不同看法，就说是错的，是在为什么什么翻案，然后扣帽子，打棍子，等等，没有一点气度，一点包容，天下那有这样的理？我想善意提醒：问题的根本不在你写了些什么，而是在于你写出来的书有没有抓住了社会的本质，有没有人愿看，有多少人会赞同你观点，我觉得自古到今，凡是写历史能够流传下去，没有一种奋进精神在里面，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歌颂还是暴露呢？其实也是一个伪命题！作家的创作是来自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怎么会没有阴暗面呢？写出社会的阴暗面，把它暴露在阳光之下，是每一位正义者的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如果片面地理解歌颂与暴露，一定会出现“文革”期间类似《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春苗》、《决裂》（举不胜举了）的作品。这些所谓的歌颂作品，只是昙花一现的东西。随着“文革”的终结，类似在《讲话》指引下产生于“文革”期间的作品，都成为了历史的笑柄。
说起这个歌颂与暴露的问题，还使我想起了八十年代初期发生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似乎也是用了这个法宝。对于那些伤痕文学的作品横加指责，恨不得一棍子打死。记忆犹新啊！
（北风注：歌颂还是暴露呢？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讲话》不是在文革中才有的，自讲话出来以后，出了许多好作品，这是社会公认的，名字就不用说了，有人怎么就看不见呢？其实你说这些作品的名字，就如你说的或已经写的“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5万知青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出“我们要回家”的声音，在经历了写信、罢工、请愿、上访、绝食以后争取到了最终回城的权利。”的东西，不可否认，这也是历史，既是历史就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也不认为不能写，写好了，同样有人看，就拿苦难来说，面对苦难不会都是“失落”的人，一定也有“奋进”。
书这东西，看过了总要放下，时间长了，好象也用不着天天拿出来看，说放下了，不拿出来看就“是昙花一现的东西”，说得未免有点过火。不客观。
质疑作者对现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说的东西不符合历史潮流。我个人感觉可能上面现在要进行清除精神污染了，可以乱说的时代也许要过去了，因为有了正能量，中国梦的掘起才是不可阻挡的！
再次说明，本文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此文在网易发表时，因二字原因受审，不能发表，为尽快发表，并尊重作者原意，现改为拼音，上面已用红字标出！）
(现可标出:：文中红字拼音就是“忏悔”二字!2018-9-26注）
北风
图片来自网络
阅读(1829)| 评论(92) | 编辑 |删除 |推送 |置顶
重发（六）对《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问路在何方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当年与“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交流时发的第五篇文章，也是最后一篇了。时间过去好几年，现在再来看当年的许多争议，有许多事其实已有结论了，如大饥荒，现在也没人再说了，如世界观，总书记也经常提了。
不明白的是，明明是在讨论上山下乡的问题，“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又要拉上毫不相干的大饥荒来说事，“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这样东拉西扯暴露了什么？也许是他觉得光拉上文革来说事，还难解其心头之不满。由此可见，这些人的不满，还不仅仅是对上山下乡，而是对我们国家处处不满。在这里我也很奇怪，这些人的论调为何同西方反华势力的论调如出一辙？不知“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的党性立场何在？
在这里，“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还惧怕谈世界观，认为“世界观问题，这都是毛泽东时代最为时髦的东西，现在几乎难见市场了。”这恰恰暴露了“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的理论水平问题，东拉西扯行，真正讲理论就不行了。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有怎样的世界观就有怎样的方法论，它是一门科学，是永远不会过期的，不懂世界观，就来谈理论，可以说是一场笑话，其结果有人就是这样乱说一气！怕谈世界观，也是这些人心虚的本能的一种表现，别看有些人嘴很硬，但心很虚，不敢触及思想深处的东西！
没必要多说了，因“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的朋友对他说，我“写的东西文理不通，讲的观点陈旧腐朽”，因此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发表这6篇文章，并把我在《可以休也！“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一文中最后一段文字放在下面：“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再说一点其他的，原本不想说这事，不说的原因，只因我个人不想把原本的一个严肃的理论与观点问题引到个人的纷争上面，现在既然写了此文，有些话就不得不说。我写理论文章的目的，只是想抓住基本观点，着重对问题本身把理说透。至于什么人写的，我无所谓，也不评论。但《"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在好几年前，曾有过交流。当时，我在网易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一种对《失落的一代》一本书的书名，”失落“两字的不同看法，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知青中，有失落的人，也有奋进的人，用”失落“两字来概括我们一代知青，有些不妥。他不知从何得到消息，从新浪博客来到我网易博客，说要与我交流，当时态度还算诚恳。后来他东拉西扯地为这一问题共评了我6篇文章，我也回了6篇，交流的内容很广，现在网上出现过的问题似乎都谈到了，不但说到了文革，连毫不沾边的大饥荒，他也扯上了，各自表明了各自的观点。原来我想，作为正常的交流，过了就过了，意见不能统一，也很正常，可以各说各的。但不知为何，也许我的哪一些话或哪一句话触动了他哪一根神经，他好像总心有不甘，以后我写了好几篇肯定知青精神的文章，他招呼也不打了，都不忘在他写的文章里点我北风网名，批判我。我没理他，一是怀疑他动机不纯，他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其目的就是希望别人回击他，这样他的文章就可以引起别人更多的关注。二是我觉得他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在6篇文章中已有过交流，就像他写的此文，翻来倒去老是这些东西，除了"产物论"，就是"苦难论"，没新鲜的，反复说这些，我觉得浪费时间，没有必要。还有就像我上面所说的，与这些人说理太累，你说东，他说西，说不到一个点上。就在此文《"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里，他也没忘了借别人的口说我几句，可见我在他脑子里给他留下的影响有多深刻。让人记住也许是件好事，至少说明我当初所说的的话没有白说。至于他在文章说我的话，攻击也好，谩骂也好，挖苦也好，造谣也好，我都无所谓。我只关心我说的话在理不在理，至于我个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认识我的人也很多，我相信广大群众的分析能力，不是谁的话能改变我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人应该有一种气量与风度，在网上也要给大家留个好影响，不能忽视人格的力量，公道自在人心，在这里，自信也是一种力量。在这里我到要善意劝有些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注意自已说话的语气，不要对生活有太多的怨气，对社会有太多的不满，气大伤身，这样对健康没好处。人到了这个年龄，健康还是很重要的！
再次说明，下面文中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文中黑字与图片是他的原文！
最后也感谢“知青啊，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作者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能重新发表这6篇文章！
2018年9月30日
对新浪《滴水湖畔》质疑的回复：（六）问路在何方
2014-08-13 06:45:47|
分类： 1.我论知青
已是第六部分，看样子是最后一部分了。
今天一打开《滴水湖畔》的新浪博客，就看到下面这张触目惊心的《大饥荒》图片，原先很大，占据了整个版面，我引用到这里已经缩小了。我们在讨论知青问题时，不知质疑作者为何要把与讨论主题不相干的此图拿来？它想用此图反映什么？看图上面的文字才明白：原来质疑作者说了那么多，心里想的，不是上山下乡问题，而是在与我说文革与什么大饥荒的事，我觉得此图放在此处是不妥当的， 至少与质疑作者本文标题《慎用吓唬人的言语壮胆》要反映出来的意思，是背道而驰的，在此也请质疑作者《 慎用吓唬人的图片壮胆》！
我不知我在原文中引用了那些言语来壮胆，我的文章通篇很少引用，就是在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时也尽量简短，只要意思到了，有时也没用全句，因为文章精练也是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坦率地说，我就不喜欢你的文章，老是大段地引用别人说的话，而且常常离题万里，我们说上山下乡，你说到文革，这也许有点关联，但说到大饥荒，是不是离得太远了？让人看了心烦，也抓不住要领。这也说明有些人的关注点不仅仅局限于上山下乡，而是对我们整个社会处处不满意。
我在我文章最后确实引用了“日前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话中指出，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他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也就短短几句话，能壮什么胆？质疑作者下这样的结论下得有点不公平，他自己引用了大量名人的文章，这算不算壮胆，我只引用了几句就算壮胆了？好像说不过去。
质疑作者在这里给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跟着社会走，倡导主旋律，为中国梦尽力，还需要什么来壮胆吗？需要壮胆的只能是那些胡说八道的人。不过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写文章，有时说理引用，话不在多，重要的是切中要害！我们要警惕的是，有人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把你引入岐途，跟着他的思路走，把精力放在和他争论上当不上当，你就上当了！
质疑作者在这篇文章里还引用了一些网友对他写的文章的评论，所有的评论我都粗看了，老实说，否定意见我见得多了，我的文章的思考与形成，离不开对否定意见的参考，我不排拆否定意见，而且要感谢这些否定意见，这些意见能让我更深入地思考问题。但现在这些评语给我的感觉，没有跳出过去这些否定意见的框框，也没有看到那一个人能比较完整讲出一点自己个人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条条驳斥，留点不同意见，引发大家思考分析更好！
本文中，质疑作者认为我刻意提到世界观问题“是小题大做，”“这都是毛泽东时代最为时髦的东西，现在几乎难见市场了。”这是一种糊涂认识，我不能认同，世界观现在不说，不等于没有世界观，人的行为都是来自思想，思想不同就反映出世界观的不同，这也是一种常识！怕提世界观，说明有些人不像鲁迅，只知解剖别人，不知解剖自己！看来他们对毛泽东时代极为反感，所以要否定上山下乡的方向也在情理之中了。
再说点题外话，我觉得研究知青历史离不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如果说整个上山下乡历史反映的矛盾是一种矛盾的普通性，那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只是它的一部分，相对于整个上山下乡，它是矛盾的特殊性，那下乡在全国各地的知青情况有些不同，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矛盾的特殊性离不开矛盾的普遍性，受到矛盾普遍性的制约，因此我们在说矛盾的特殊性时，不能强调特殊性而背离矛盾的普遍性。如评价知青历史不按这个方向走，我觉得就会走进一条死胡同，把各地的一些特点与整个知青历史对立的想法与论调是没有出路的。
本月10日，我也参加了在奉贤海湾园知青博物馆的正式揭牌仪式，我觉得上海知青博物馆将整个展示分为四个部分的思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部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第二部分“广阔天地难忘岁月”，第三部分“顺应民心调整政策”，第四部分“知青情结永志难忘”，其中第三部分的内容很少，也就短短的一面墙，可能是新增加的，讲的就是云南知青当年请愿回城的历史。对分类的标题好不好，在此我不做评论，但我觉得这样布局有可取之处，就是把云南那段历史也融入到整个知青历史的大潮中，而不是与整个知青历史对立起来。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坚持两点，一是上山下乡方向没有问题，二是文革中让这么多人下乡不能说没有一点问题的。”它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如果说返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相提并论，但大返城一定是对这种错误的一种大范围的必然纠正，”因此知青大返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与当年上山下乡一样，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二者不能互相否定。其实只要社会经济状态发生转型，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人口就可自行流动了，你看现在农民也可进城了，何况知青了。因此知青能不能回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与有没有人请愿没有必然的内在关系。如这样看问题，在肯定大方向的同时，二者就有融合的基础，没有必要再争论不休。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大家参考！
好了，不多说了，我已经把《滴水湖畔》的文章一字不漏地复制到我的日志，同时说明了我的看法。这也表明了我的一种态度，我不怕不同意见，对不同意见不会绕着走。因为我说过：“如果一种理论或一种说法，不能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那怕是一个，就不能算是正确的！”这不仅是对别人的要求，更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
滴水湖畔原文： 慎用吓唬人的言语壮胆
早在2009年的时候，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就出版了。这本书在所有关心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人中间早就有所评介。可惜，《数据》一文的作者在时隔5年以后把此书拿出来说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北风注：质疑作者想多了，为何现在说这事，就是有人在时隔离5年后向我推荐此书，具体情况就是我文中所说，“最近在邮箱里，偶然的机会有人又说起一本书，名叫《失落的一代》。我个人觉得把书名定为《失落的一代》是有问题的，我此言一出，赞成者有，反对者也有，更多的是沉默。”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上海知青，能有什么原因？这原因也要查，我不知道质疑作者担心什么？一事当头，不说对错，先问其它原因，总让人觉得有点看菜吃饭的味道，这不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建议作者静下心来好好读书，不要只是根据一个书名就下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尤其自己的文章用了这样的标题：数据未必反映本质。正如有的网友指出的：“真实的数据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那么一定是虚假的数据才是事物的本质了？？”
（北风注：这位网友问得毫无道理，我写得是“如果有一种文章里罗列了大量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也许数据是真实的，那就一定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吗？我看也不见得，因为同一个数据可以用来说明不同的问题。”虚假的数据不能反映本质，那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才会问出：“也许数据是真实的，那就一定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吗？”我的答案“末必”。有人问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可能理解力有问题！）
还有的网友尖锐地指出——
“只要数据是真实无疑的，经过分析研究，必然的最能说明一切！如果数据不能说明本质，那么对于某些数据的‘保密’，则更能制造出谎言。你能说，和平时期饿死3000多万老百姓的国家，已经完全掌握了宇宙真理？你能说，有100多万裸官的国家，还不能说明问题所在？”
（北风注：我赞同这网友的前半句话：“只要数据是真实无疑的，经过分析研究，必然的最能说明一切！”因为这里用了“分析研究”，如果数据都能直接反映问题本质，那“分析研究”就是多此一举！另外我想指出的是，事物真相与事物本质是有一段距离的，真相不等于是本质，真相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本质是需要分析研究的。中国革命有许多真相，但只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事物本质，因此才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口口声声说真相，而不谈本质，认识上是有问题的，这也是我把文章标题取名为《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而不说《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真相》的原因所在。 至于后半句话说到数据“保密”，已经超出我们讨论范围，“数据保密”与“数据反映问题”是二回事，在此混为一谈，说明思维有点问题。至于说的内容，我就不做回答了，因与我讨论的问题也无关，回答了就离题了，还是留给网友自行判断了！）
是不是任何数据都要为“政治”服务呢？是不是数据的真伪不重要，歌颂才是主要的目的呢？这样的做法，我们见得还少吗？那些刻意为所谓的政治服务，肆意说假话的昨天还记忆犹新，怎么还会信奉这一套呢？
（北风注：不为政治服务还能为什么服务？什么是政治？其实生活离不开政治，民生就是政治，而且是最大的政治！有人明明在为政治服务，却又怕承认这一点，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典型的底气不足的表现，给自己言行留条后路，怕承担责任！）
终于看懂了。作者的本意原来是针对“每逢敏感时期，总有人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的敌情。结论就是：“那洋人出的书就更不能盲目相信了。”
（北风注：以上前面打引号的话不是我说的，不知你上网看不看新闻？这是中纪委说的，也要批判吗？这说明网上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已引起中纪委的重视了！不盲目相信，这是好事，毛泽东同志早说过，对任何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后面打引号的，“那洋人出的书就更不能盲目相信了。”是我说的，我觉得没什么错。政治敏感性还是要的，阶段斗争不说了，不等于思想斗争没有了，反腐败，反敌对势力破坏，中央还在说，我们能不赞同吗？）
如此高的阶级斗争敏感性令人咋舌！
说句不好听的话，《数据》一文里有些文字流露着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
例如，对于不弘扬时代青年榜样的后果，拔高到了如此高度：“一旦钓鱼岛打起来，谁还会主动报名上前线？”。这挨得着吗？这种刻意的拔高，我们曾经经历过。建议在分析问题时候，还是实事求是一些，心平气和一些为好。
（北风注：这怎么挨不着？这是问题的要害，不能不说！否则我们提倡知青精神还有什么现实意义？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在青年中提倡与培养一种怎么样的思想，有关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事，因此有再多的理由，从国家层面上来看，我们不能培养那种只想回家，不想外出的人！）
还有，对于有人害怕艰苦，提升到了世界观的高度。如：“……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艰苦，有人害怕艰苦。问题的实质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这样的提升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之感。刻意提到世界观问题，这都是毛泽东时代最为时髦的东西，现在几乎难见市场了。
（北风注：害怕艰苦，不是世界观范围，那又是什么范围？其实你们最怕提世界观，因为说到思想根源了。现在世界观不提不等于说没有和不要世界观，世界观无处不在，每个人看问题都是一种世界观的反映，这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专利，这也是哲学的概念。）
在《数据》一文的结尾部分，我不知道作者为何专门引用了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在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些讲话。作者想说明什么呢？这样的动机令人怀疑了。
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啊，需要“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作者的结论是：连中科院这样的高层单位都有这种情况，那洋人出的书就更不能盲目相信了。
也许，这些话才是作者的本意。从对于《失落的一代》的书名开始发难，引申到如何看待数据，再到对于上山下乡问题需要歌颂，回到原点上的总结：怀疑此书是有一定目的“每逢敏感时期，总有人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估计此书企图“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北风注：以上这话，我再次说明，不是我说的，是中纪委说的，为何我要在这里重说，当然不是特定指谁，而是因为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与外国反华势力一唱一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些人的微博给关闭了，有些人好像被抓了起来。我引用此话，是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坚持正能量的同时，应该给那些善意的不同意见的同志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能对一般人有过高的要求。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大多数，”而是要“把矛头对准那些以知青问题为突破口，恶意攻击，妄图全般否定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的别有用心者。”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忠告：引用别人文章要小心，有些人有些话，我个人看法是出格的！）
是不是，大家可以鉴别。也许我也是犯了可以拔高的错误，也是在像“文革”期间专搞的“上挂下联”了。
我建议作者不要这样使用一些唬人的言辞，太X气腾腾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之感。
这使我想起了前一阶段发生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抛出《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文。在这篇“帽子与棍子齐飞、谣言并谎言一色”的大作中，公开否认“大跃进”饿死3000万国人这一历史事实。有人指出，这样的论调简直如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否认侵略、德国新纳粹否认屠犹。
在李慎明的文章里也涉及到了数据问题。如李文认为：“而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结果呢，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见“非编造的”准确数据公之于众，以正视听的文章问世。
先下结论再找证据，这是典型的文革遗风。
写这类文章的人都有一个通病，都会把自己的观点绑架到阶级斗争这个线上去。那位李慎明也在全文发明了一个“阴谋论”目标指向传统的“国际资本”。他的证据是李志绥、张戎在写书时接受过“外国情报机构”的资助。由此得出的结论，这是一个“亡我之心不死”的典型代表作。在反复强调重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都喜欢用居高临下的办法吓唬人。
在最近几年中，类似李慎明这样的人物不止出现个一两个。以专家学者的名义，在 “自信”的旗号下，藏着捂着，文过饰非。他们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装着睡着了，闭着眼睛说话。正如有良心和正义感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们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教训，那么“篡改历史意味着重走老路”的警告不仅适用于日本，同样适用于中国。那些玩弄历史的人不但身前会玩火X焚，身后也会遗臭万年，成为民族的罪人。
前不久，我在《共识网》上看见一篇访谈录，受访嘉宾是丁学良，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他尖锐地指出：有一类唱赞歌的学者是在“装睡”。在访谈录中，他引用了一段话：“你可以唤醒一个沉睡的人，但是你永远唤不醒一个假装睡着了的人”。丁教授指出：因为他没睡着，他心里很明白。
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
（北风注：知道扯远了就好，你说的李慎明的文章对错暂可以不论，因与我们现在讨论的知青主题，关系不大，如果你认为李慎明说的不对，认为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认为这‘两个三千万’都不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举证，而不能仅仅像你这样说，“地球人都知道”就可完事了，因为我就不知道。如你真已断定地球人都知道，那是常识了，现在又要在这讨论，说明你自已也根本没有完全相信这一点，否则还有必要再看什么“非编造的”准确数据？
如你有数据，你也可在这里公布，这比你说那些地球人都知道的空话要好上百倍！如果一件事，需要你说证据了，你说地球人都知道，让别人说时，却要人家提数据，这不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意吗？
如果谁也没找到证据就下结论说别人是“篡改历史意味着重走老路”，那不成了“有罪推定”了吗？这恰恰是我们现在需要改革掉的东西！
说到“先下结论再找证据”？我觉得用在有些人身上恰如其份，如有人先认定上山下乡不对，然后再找证据，实在说不出理，就不顾事实，想出了把上山上乡与文革绑在一起来说的点子，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肯定是逻辑性不强，不能解释别人提出的所有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检验是不是“先下结论再找证据”的标准：因为“先下结论再找证据”往往不能自圆其说。
说实话，现在谁也没在装睡，说这样的话，下这样的结论，只能算是一种自言自语，没话找话。至于谁唤醒谁？也不要急于下结论，也不是那一方说了算，历史自会做出评价，说早了，反而显得没有自信。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我觉得不要害怕斗争，其实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哲学里解决矛盾的一种手段，我们现在反腐败算不算斗争？我们清除造谣的人，算不算斗争？害怕斗争的人，心中是虚的，别看嘴上硬，心中是不踏实的！）
《数据》一文的作者在最后说：“其实，我们自己就是知青，亲自经历了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不必借助别人的书来壮胆。我们有自信：我们不说，谁说？我们现在不说，还等什么时候说？”
第一，钦佩作者的勇气。确实，我们亲历了那个时代，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要在还活着的时候，多说一些真话，不说违心的话，不着边际的话。
第二，没有人借这本书壮胆。一本书能够壮什么胆？为啥要借一本书壮胆呢？靠这本书壮了胆要干啥呢？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很可笑了。
第三，赞同！“我们不说，谁说？我们现在不说，还等什么时候说？”。说什么呢？还是抓紧时间，多给后代们留下一些真话吧。
所以我留下了这些文字，权当一次与朋友的商榷吧！如有不对之处，敬请《数据》一文的作者批评！
2014年8月3日写于滴水湖畔
（北风注：让我批评说不上，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如不能共识，可相互包容，但请有些反对此文的同志注意这点，我们这是在正常交流，这次交流是由《滴水湖畔》提出的，我只是回复，用过火的言语无助于交流，至少这点你们今天应该向《滴水湖畔》看齐。
质疑作者最后说了三点，第一点，我觉得有共识，好。第二点，最好用行动来证明，就是少引用别人的话来证明某种观点。最后第三点，你能赞同，我高兴。三点有二点共识，我就相当满意了！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觉得有个问题要向大家做个说明，《滴水湖畔》其实在新浪的网名好象是《滴水湖》，原名我就不说了，那我为何不用《滴水湖》，而用《滴水湖畔》呢？这主要是为了尊重其本人的意愿，他在我日志《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一文中留下的网名是《滴水湖畔》，至于他为何如此做，我就不清楚了！
最后谢谢大家的关注！
再次说明，本文绿字，包括开头部分，都是我的评语！最后谢谢大家的关注！）
北风
图片来自网络
阅读(1630)| 评论(108) | 编辑 |删除 |推送 |置顶
责编：北风
更多新闻可点击上面各栏目
发表于 2024-4-16 21:33:32
;+text-decoration:+none;/%22+target=/%22_blank/%22+target=/%22_blank){kind=spac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