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学生投诉“课太难” 纽大解雇了美国最顶尖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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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位美国最顶尖的化学教授被纽约大学解雇，因为学生投诉称他的课太难了。这一事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媒体认为，这关系到美国教育的根本，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据CNN10月6日报道 纽约大学（NYU）一位著名的化学教授在学生投诉他教的课太难后被解聘。这一事件重新激发了有关现代学院的一系列长期存在的问题：学术水平在下降吗？教授和管理人员是否把学生脆弱的情绪和他们父母的学费看得太重了？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

84岁的梅特兰·琼斯（Maitland Jones Jr.）是美国最顶尖的有机化学教授之一。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终身教职，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教科书，退休后在纽约大学以年度合同的形式教书，并在那里因教学而获奖。

但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今年8月，84岁的琼斯收到了来自理学院院长的终止合同的信息。他被解雇了——350名学生中有82人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抱怨他们得到的低分表明他的课程太难了。

纽约大学的一名发言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为他们终止琼斯合同的决定进行了辩护，称这位教授的学生退学率很高，课程评价也很差，一直是学生投诉的对象，投诉的内容包括“蔑视、反应迟钝、贬低学生和评分不透明”。

值得注意的是，据《纽约时报》报道，学生们对琼斯被解雇表示惊讶，他们的请愿书并没有要求这样做。一些学生认为，疫情完全破坏了他们准备有机化学等课程的能力，而有机化学成绩过低又会影响他们上医学院的前景。学生请愿书主要的抗议内容是抱怨琼斯的课程太难，学生缺乏资源和帮助。而并没有说教授应该被解雇。

反对这一决定的化学教授们给纽约大学的几位院长写信，说他们担心这一案例可能会破坏教职员工的自由，削弱行之有效的教学实践。

“我们都希望学生取得成功，但我们使用了不一致的、在很多情况下有缺陷的标准来衡量成功，”在这封信上签了名的教授之一斯蒂芬妮·李（Stephanie Lee）在一条推特上说。

“这种错位的一个后果是，我们的行为开始受恐惧驱动。”

斯蒂芬妮·李推文截图。

一些家长也对学校的决定表示反对。一些团体表示，纽约大学的决定表明，他们认为学校系统存在问题，对学生过于宽容。

“父母之军”的创始人艾丽西亚·布兰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当我们为一所著名大学的教育付费时，我们应该期待高质量的教授在智力上挑战我们的学生，通过推动他们走出舒适区，帮助他们成长。”

学生能力下降

琼斯是一位被广泛认可的教授，他告诉《纽约时报》，他一直在考虑退休，但他担心纽约大学的决定会对其他教授和教师意味着什么。

琼斯说，他在大约十年前就注意到学生能力下降。他已经为此降低了考试难度，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成绩不佳。然后，大流行来了。“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一落千丈，”琼斯在给纽约大学的回复邮件中写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分数是个位数，甚至是零分。”

琼斯并不是唯一观察到这种变化的教育工作者。许多教育专家观察发现学校降低了学术标准，给学生们打的分数倒是水涨船高。疫情似乎确实加剧了现有的问题，同时产生了新的问题。远程学习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琼斯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指出，在大流行期间完成高中学业的学生似乎不知道如何学习。请愿书中列出的一些学生抱怨，可能只有经历过网课时代的人才会有共鸣：他们指出，琼斯不提供额外学分，他也没有通过Zoom提供自己的课程。

据一些学生说，琼斯还很苛刻、尖酸刻薄；他似乎不是那种碰到学习困难的学生会不遗余力地伸出援手的教授，而是希望他们自己排除万难，尽可能地努力学习，以达到他非常高的期望。可想而知，学生对他的课程评价很低。

梅特兰·琼斯教授在课堂上。

迁就学生还是挑战学生？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教育开始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体验，这是一件好事。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上大学，大学教育带来的机会成本也越来越高——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明显，精英大学尤其被许多人视为通往经济幸福的可靠途径——竞争更激烈的教育环境造就了更多像纽约大学这样的优秀学生，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随着学生在学业上越来越成功，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的适应力变差了，更焦虑，处理生活挫折的能力也变差了——比如无法面对有机化学不及格的结果。

在真空环境下，这个案例可能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琼斯告诉《纽约时报》，他不想再回去工作了。琼斯已经取得了终身教职，教书可能不是出于他的经济需要。相比之下，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位没有琼斯那么大影响力的新人女教师得到如此糟糕的学生评价，她早就被解雇了，如果这样一位老师没有终身教职，和大学里的许多青年教师一样是临时兼职，处境还要更糟糕。

梅特兰·琼斯教授所著的有机化学教材。

尽管如此，这个案例还是引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学似乎越来越多地把学生视为消费者，这样一来，学生在聘用、保留和解雇教授方面也拥有了更大的权力。例如，许多研究发现，学生对女教授的要求比对男教授高，在同样的表现下，对女教授的评价更差。有色人种的教授同样会受到来自学生更严苛的评价。

纽约大学似乎已经泄露了秘密，化学系本科生研究主任马克·沃尔特斯（Marc A. Walters）在琼斯被解雇前给他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纽约时报》援引这封邮件的内容称，沃尔特斯向琼斯解释说，给学生的成绩提供各种弥补途径，比如允许重新打分或者在成绩不达标的情况下追溯性退课，是一种“向学生和那些支付学费的人伸出温柔而坚定的援手”的方式。

然而，让高等教育主要迎合那些支付学费的人是有实际后果的——尤其是像有机化学这类本来就很难的课程。事实上，未来的医科学生确实需要一个严谨的科学背景，这样有朝一日才能成为合格的医生。对于有抱负的医科学生来说，琼斯是否是一位好老师还有待商榷，但纽约大学解雇他，实际上是在有效地回避学术严谨与学生福祉之间的界限，而这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学生不应该因为一门考试的成绩而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前景，他们的感受也不应该决定他们的成绩或导师的工作。指导学生和教师解决这些现实的分歧，是大学本身的工作，而解雇琼斯，纽约大学就逃避了这一责任。

把教育变成一种消费品，而不是一种公共产品，也会使教育工作者屈从于消费者。在纽约大学这样以左翼为主的精英大学，学生们都习惯了在高中时拿全A，这种情绪可能会表现为对平庸成绩的不满。

但在美国其他许多机构，如果把教育当作消费品来对待，可能会导致对教育者的教学内容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从而侵犯学术自由。我们已经看到了保守派书籍的禁令，以及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坚持右翼世界观的要求。大学管理人员如果屈从于学生的抱怨或者听命于家长的要求，这只会令他们聘请的教授更加难以充分、适当和自由地完成工作。

大学的作用确实是帮助学生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听起来纽约大学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只是因为家长给孩子开学费支票，而家长们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进入医学院，于是大学便缴械投降，这对学生没有帮助。这么做也为学术自由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从长远来看，把父母的要求置于学业严格之上对学生也没有帮助——这可能会帮助他们取得好成绩，但也会阻碍他们真正成长为对自己负责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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