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家的方法论”缜密系统吗？ ——与娇佳玲、周培兴、林嗣丰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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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家的方法论”缜密系统吗？

——与娇佳玲、周培兴、林嗣丰商榷

翁德坤

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刊《知青》杂志2022年第一期首要栏目刊登了三篇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动因”的文章。

第一篇是留学英国卡迪夫学院的在读高中生、知青三代矫佳玲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经济是否是最深层动因？》。

照例，作为知青三代、愿意研究祖辈人的上山下乡并能写学术论文，我们应该非常高兴， “后生可畏，吾辈老亦。”然而，看了矫佳玲的文章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非但没有高兴，反而非常担忧。

提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因，相信每个当年下乡知青都知道，不仅有经济的、政治的原因，还有思想的、文化的、以及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等等诸多原因。

早在1997年1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两书，由原国务院知青办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用三年时间完成。当年中央党史有关专家复审时认为“这两部书稿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历史价值。作者态度严肃，观点明确，有史有论，立场比较客观、公允。书稿线索清晰，重点突出，点面结合，史料翔实，是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信史”。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根据各地读者、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的要求，2008年1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又作了再版。当时，老知青标兵、原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侯隽大姐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因说得更精炼、直白：“城市就业、加强农业、培养接班人三位是一体的”，并且高度概括知青精神就是“责任奉献”四个字”。

早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建立，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宣布：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开始。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坚持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城乡一体、联动发展的方针。建国之初党和国家就开始组织动员城市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赴农村、去边疆。1955年开始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新建的数十万个合作社，迫切需要有文化的管理人员。毛主席就作出了“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示。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五十年代我国城市人口极度膨胀所带来的粮食极度紧缺，为加强农业、大办粮食，国务院制定了《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准备用三个“五年规划”时间组织动员1800多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当时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在1962年第13期《中国青年》杂志亲自撰文《谈谈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明确提出了下乡知青的五大任务和深远意义：一、加强农业大办粮食，二、巩固、发展集体经济，三、推广实施农业机械化，四、总结整理中国古代丰富灿烂的农业文明、遗产，五、培养造就千百万扎根群众的“农民领袖”。他特别告诫知识青年：不要以为自己识了几个字、就算有了知识。其实，课堂上、书本里的知识是不能作数的，只有经过基层摔打、磨练，把书本知识变成了自己的实际经验，并且帮助农民办

成了一两件农民群众想办而办不成的事，你才能获得农民的认可，才能成为农民的领袖。而这样的“群众领袖是任何上级的任命都不顶用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下乡知青寄于了莫大的信任和希望，说得多么真切、诚恳、深刻（《黑土情》杂志曾经全文刊登过这篇文章。）

作为学术论文，一定要讲究资料、论据的全面、准确、真实，凭资料、论据讲话。然而，矫佳玲却完全相反，她一上来就把所有不称她心的资料、论据一概而论、全部都否定了。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四川省知青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孙成民本人就是知青（18岁下乡，在农村整整十年，先后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县政府干部）十年来编写出版了包括《四川省知青史》（三卷）在內的9本知青历史研究专著（300多万字）及300多篇优秀知青历史研究论文。而娇佳玲文章的第一部分“资料评估”一上来就说：孙成民的资料不作数、没有用，理由是：孙成民是共产党的干部、长期专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导致他往往倾向使用意识形态证据，用毛泽东的指示来论证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动因，强调“初心”，反映了当代政治议程对中国历史叙事的影响，阻碍了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评估。甚至指责孙成民：“对知青的个体缺乏关注，文章缺乏客观的统计数据，只引用了由党出版的书籍”等。一个才刚17岁的青年人矫佳玲在这里不是太武断、太狂妄、太霸道了吗？

接着矫佳玲又说：第二个资料来源是刘小萌2004年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口述史》也是不可信的。理由是作者有意挑选具有不同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和政治观点的知青来汇编不同的记录。而且采访的时间为上山下乡结束几十年后，难以还原知青即时的真实。还指责刘晓萌采访的一些重要片段由于被访者的隐私顾虑而被删除，降低了内容的真实性。（本文无意评价刘小萌观点的正确与否，但是刘晓萌当时采访、座谈、调查研究所列举的人物的实例、数据，即使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难道就无用了吗）矫佳玲这里不又显得太无知、太荒唐了吗？

那么矫佳玲是什么观点？她有什么材料、证据呢？娇佳玲在第二节“正文”中说：中国史学界大多强调上山下乡背后的长期经济和人口规划，而西方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文革”中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往往凌驾于实际效用之上。所以，娇佳玲认为：“市人口过剩，作为政府内部传播却向公众隐藏的紧迫问题，才是导致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原因。”娇的文章一方面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际上从1954年就开始了”。另一方面又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这里说明娇佳玲首先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时间、概念就没有搞清楚。必然导致她的研究前后矛盾、概念错误、逻辑混乱），因为知青下乡不仅需要解决社会经济，还需要“改变灵魂”。娇佳玲这里不仅不认真研究上山下乡的时间、内涵、作用、原因，却全盘接受西方史学家的观点，哪有什么独立思考的科学性呢？

娇佳玲论文中一个似乎很有力的理由是：“知识青年并没有经过农业生产方面的培训，上山下乡反而增加了农村的人口。”其实，这说明娇佳玲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实际情况也实在太不了解了。这里我们要告诉娇佳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仅只增加农村劳力，更是增强了农村的活力。广大知青不仅是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建立农村基层农业科研组织、普及推广先进农业科技。一方面就知青本身来说，由于在广阔天地的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知青们很快掌握了农活技能、增长了农业知识，迅速成长为农村急需的实用型教师、医生、会计、出纳、统计等等各类各级业务人才、管理干部、还涌现出海量的各类文化、艺术人才，大大促进了当时中国城乡的全面发展和快速飞跃；同时下乡知青还给农村、边疆带去了城市的先进文化、文明、理念、信息，广大农民知道了脸要天

天洗、牙要天天刷、水要烧开喝、饭要煮熟吃、衣要经常换。这些日常文明生活的细节虽然是无形的，但其作用、影响、辐射、带动的却是农村基层最重要、最迫切、最现实、最广泛最直接、最深远的。全国农村的人口、卫生、环境、健康状况立即转变、大为改善；全国农村人口的寿命大大提高、精神生活极大丰富，文化娱乐、思想教育、道德培养全面铺开，风俗、风气极大改善，封建社会几千年来霸占农村的传统习俗、宗族势力极大扭转、根本改变；甚至数千年来农村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跳蚤、虱子、寄生虫、传染病等恶疾从此彻底灭绝。这些是用再多的金钱也换不来、做不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中国城乡现代化建设的作用、贡献、影响、意义，无论如何歌颂、赞美都不为过之。

娇佳玲论文中唯一一个似乎很有力的数据说：“文革期间中国城市在同期却经历了反向移民：1966—1977年12年期间，政府曾招募了1300万农民进入城市工作。”这又一次说明娇佳玲对中国的国情实在太无知、太不了解。我们说：文革十年间中国的许多城市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及经济的发展都有不小的扩张，（不仅北京就有首钢、燕山石化、维尼纶厂、首都机场和煤矿等大型企业，郊区公社被大批划入城区。就全国而言，出现了许多三线军工、新建工业基地、石油矿产勘探企业、大型水库而形成的新兴城市，例如四川攀枝花、湖北葛洲坝、上海宝钢等，此外还有大量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等。中国八亿人口的大国，城市平均每年才增加108万人（而且极大部分人口还是“离土不离乡的当地乡村集体企业的农民，并非市区户口）应该说规模一点都不大。

此外，娇佳玲再也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数据，却全盘接受了西方史学家的观点。娇佳玲文章中说：“博宁（潘鸣啸）认为，意识形态和经济目的“无法兼容”，导致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因此，上山下乡背后的乌托邦式的思想才是最主要的动因。”

娇文接着说：本文认为：城市人口过剩，作为政府内部传播却向公众隐藏的紧迫问题，才是导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引用潘鸣啸的观点：“上山下乡不仅将迫在眉睫的政治威胁——“红卫兵”们清出城市，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还在同时被毛泽东的思想所改造，进一步加强了毛泽东的权力。由此可见，政治原因是对意识形态的动因的补充。意识形态与和经济目的无法兼容，导致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因此，上山下乡背后乌托邦式的思想才是最主要的动因。”由此，矫佳玲赞美：“以博宁（潘鸣啸）为代表的西方历史学家有慎密系统的方法论。”甚至赞美潘鸣啸在《失落的一代》的“序言”中提到写这本书的政治目的是为了阐述“毛派乌托邦的矛盾后果。”

娇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当代中国仍有不能忽视的政治意义，文革十年导致历史档案作为机密文件被隐藏，只能参考官方出版物，这对历史研究构成了挑战，”娇文进而信心满满地预言：“随着更多文件的解封，历史认知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她正等待着这个时刻。

娇佳玲如此崇拜、吹捧博宁（潘鸣啸），并全盘接受博宁（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等著作提供的西方的学术视角。那么，《失落的一代》到底是一本什么书？潘鸣啸为首的的西方史学家们到底是什么观点？我们建议读者们不妨找来《失落的一代》看一看，对我们从本质上看清西方反华、反共学者的丑恶嘴脸不无帮助。《失落的一代》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成是“文革十年中才有的事”，恶毒地说文革十年的上山下乡实际上是毛泽东要把无知的青年人培养成和毛本人一样的“极左”。《失落的一代》将中国的知青说成是希特勒当年培养几十

万效忠于自己的党卫军，要到各国侵略扩张；说毛泽东搞“文革”同样也要组织中国的红卫兵输出“革命”祸害世界。甚至还莫名其妙地将中国的知青下乡等同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为抢先消灭城乡差别”强迫城市居民一律下乡，谁不下乡就地枪毙；并与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搞“城市运动、独裁统治”相提并论。全书通篇都是这类瞎编乱造、胡说八道，痴人诳语达到了完全丧失理智的地步。

表面看潘鸣啸似乎也引用了中国国务院知青办提供的数据，然而潘鸣啸捏造的这些数据根本经不起考核，仔细一查，全部都是假的、错的、不仅张冠李戴、前后矛盾、而且概念混乱、漏洞百出。这里仅举一例：潘鸣啸在书中说1970年代北京市区迁入的人口多于迁出的人口。他提供的数字说：1971～1978年北京市下放了33万知青，却从农村和外地接收了49万人，反而增长了15万人，这似乎说明北京城里原来完全可以容纳这33万知青的工作岗位。潘鸣啸由此推论：“外来移民及部分郊区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人数远高于知青下放郊区的人数”，因此潘鸣啸的结论说“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是城市就业及人口压力的缘由很难自圆其说。”对此，《黑土情》杂志2019年第一、二期连续刊登北京读者高非《这样的依据不成立》两篇文章：知青下乡并非1971年才开始的，1971年之前的下乡知青并没有被潘鸣啸计算在下放知青中，可他们在71至78年的返城时却被潘鸣啸计算到“户口增长的”的49万人中，被当成农民进城。高非的文章说，正确的计算应该是使用66～76年（或79年）的数字。有资料显示，1966至1979年北京市有26万知青下乡，这还没有包括其他下放农村的人。也就是说，下放知青人数应该是33万加26万，超过了进城的49万 可见事实与潘鸣啸的说法完全相反，鸣啸的书哪有半点学术严谨、那有丝毫科学依据？

号称“中国通”的法国史学家博宁（潘鸣啸）居然连一个最起码的、最简单的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间、概念、内涵、数据都搞不清，哪还有什么“缜密系统的方法论”？

那么，为什么以博宁（潘鸣啸）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总是要评判、指责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空想、妄想的“乌托邦”、总是念念不忘攻击、谩骂毛主席是脱离实际搞“乌托邦”？这是西方思想、理论、文化、包括史学界传统的、一贯的反华、反共的本质、立场、观点、方法所决定的，是西方反共理论家们丑恶嘴脸、堕落灵魂的暴露。

让我们从历史的源头上进行分析：迄今为止，人类主要的生产方式有二大类，一类是东方以中国为主的“农耕生产”，一类是西方的“游牧生产”。农耕生产，由于庄稼、牲畜的生长都需要相当的时间，在庄稼、牲畜尚未成熟前，谁也不要争吵打斗，否则谁也活不成。因此，农耕文化特别讲究“和谐”，讲究“和而不同”，讲究“守土有责”、“精耕细作”、讲究家庭传承、“祖宗崇拜”，讲究“邻里和睦”、“四海为家”，从而产生了“家国情怀”、“天下为公”的中国理念。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仁”字是单人旁加个“二”，意思就是：任何一个家庭、团队、村落、社会、国家、世界、乃至天下，至少是由“二个以上的人、以至三个、四个、十个、百个、千个、万个，乃至千千万万的人所组成的，”所以，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国必须服从中央。由此，必然产生中华民族“天下为公”，“天下情怀”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了东方中国“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产生了中国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情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胸怀。全世界只有中国，也仅有中国，即使在自己十分强大时，也要辛辛苦苦建造长城，而不对外扩张。

相反，“游牧生产”只要有土地就行，有了土地就有草原，就能养羊、养牛、

牧马，就有肉吃，就能生存，所以有土地就有一切。因此，西方人总是追求领土扩张、地盘、疆域扩张。为了土地、疆域的扩张，他们编出了“天赋人权”的哲学、理论：每个人的生存、言论、财产、行为等等的所有的权力都是天生的、是上帝赋予的、任何他人都不能干涉、剥夺，任何法律、法规、条约、制度首先要满足我、保护我，如果不能满足我，我就可以不予认可，从而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并形成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西方宗教论理；为了适应自己可以任意对外杀伐、扩张、侵略，他们找到了“天演物竞、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推崇“弱肉强食”的历史观、“人权高于主权”的国家观。西方世界几千年来打斗不止、纷争不已，从来没有消停、稳定、统一过，其源盖出于此，西方世界几千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游牧民族不断杀伐他人、他族、他国的血琳琳的、卑鄙无耻的黑暗记录。

当然，农耕文化也有自己的局限，例如比较容易产生保守、缺少创新，缺乏血性、进取精神等。西方文化也有自己的优点，例如勇于进取、敢于创新、热衷发展等，也曾一度领先东方。当然，东方文化讲究“和而不同、并蓄共惠”，就包括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当今，中国共产党提出“大同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个思想的继承、提高、发展。

然而，西方文化却完全相反，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向来是排斥、否定，而且是一贯排斥、坚决否定的。尤其是美英为首的盎格鲁民族的独尊、独霸，妄图独霸全球、永远统治世界的野心更是一以贯之、毫不遮掩、从不掩饰。美、英为首的“海洋文化”就是“海盗文化”，就是西方“游牧文化”、“扩张文化”的延伸和发展。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消灭私有制，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170多年来，西方世界总是喋喋不休、肆意谩骂“共产主义是虚构的“乌托邦”，总是恶毒攻击毛泽东、无耻抹黑共产党，其源由也盖出于此。

当然，我们不能过高要求矫佳玲，毕竟年幼无知、还是在读的高中生。让我们十分震惊的却是周培兴、林嗣丰二篇大力称赞矫佳玲的文章。周、林两位都是当年老知青中的佼佼者，都是很成熟、很有水准的知青笔杆子、理论家。居然也这么一味跟在娇佳玲后面盲目抬举娇佳玲、吹捧潘鸣啸。

周培兴在《读矫佳玲文有感》中说：大部分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基本没有研究过，大部分知青都认为“上山下乡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是“反修防修、百年大计”，“还持着五十年一贯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定势，坚持无悔！又说许多专家教授学者研究知青上山下乡”也是“看穿不说穿”、“犹抱琵琶半遮面”。唯有周培兴本人才是“面对皇帝新装敢讲真话的人。”

林嗣丰在《喜看后浪推前浪》一文中也附和娇佳玲的语言说：“随着更多文件的解封，历史认知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真相的研究，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真心希望矫佳玲在知青研究上走得更远，走向更高，走得更扎实，取得更大成就。

我们写此文并不要求三人改变自己的观点，更不奢望别人接受本文的观点，我们仅是建议大家：看事情、想问题，一切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实请出发。看待上山下乡也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是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人口大国、农业古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走出了一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与工农相结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党和国家一而再、再而三每年都提出“三农问题”，进入新时代又提出“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对侯隽大姐“三位一体是上山下乡动因”的最好的解释吗？

十多年前，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尚在审批中，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社科院、社联党组书记的潘世伟同志就提出：“现在海外对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论、舆论基本都是负面的，认为这么多城市有文化的青年到农农村去接受愚昧的农民的再教育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我们要留给后代一份准确的历史记录，否则今后的孩子们对这段历史都不了解了。”说的非常准确、深刻。如果说，这三篇文章发表在党的十八大以前，还情由可谅。那时，西方敌对势力猖狂无比、国内虚无主义盛行一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减少了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宣传、崇拜、恐惧，加大了对中华民族自身光荣历史、优秀文化的挖掘、研究、传播、弘扬。以央视为首的舆论宣传阵地，这些年来连续举办、不断推出的诗词大会、地理大会、考古大会、故事里的中国、典籍里的中国、舌尖上的中国、美术中的中国、最近又新辟“书简阅中国”等新栏目，大量发掘、整理、传播中国远古的农耕文明、和谐文化成果，对青少年进行补课，实在太迫切、太需要了。

而且，当今中国有20万包括娇佳玲在内不满20岁的青少年在英国读初、高中。我们非常担心年轻的一代尚无辨别能力，轻易就被西方价值观俘虏洗脑。科学虽然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你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辛苦奋斗、节衣缩食一辈子，化了几十万、上百万，供你们到西方留学，并不希望你们成为“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我们希望周、林两位知青能够将本文转给娇佳玲，听听她的意见，并建议她她和在外留学的同学们好好补一补出国前没有学好的无论是中国的古代还是近代的历史。

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周、林两位：我们都是下乡知青，正是当年数千万知识青年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能够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国的贫穷、落后、愚昧的实情，以激发青少年的责任感、使命感，从而懂得了基层、了解了国情、热爱了劳动、从心底里热爱我们这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从传统的课本里、课堂上解放了出来，真正掌握了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的本领，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忠诚拥护者、坚定实践者。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数千万老知青一次次顾全大局、一次次牺牲个人利益、一次次服务、服从大局。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顺风顺水，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十年内，走完西方各国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现代化建设任务，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知青一代的先锋模范无私奉献功不可没，中国的知青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勤劳的人”，也确实当之无愧！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同志当年培养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了。

我们还建议娇佳玲同学不要急于写论文，可以先从采访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写写长辈们当年上山下乡的小故事、回忆录、访谈录、口述史开始。

当然，我们也要全面、客观、深刻、细致地看问题，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出现的缺点、错误、问题、阴暗面，也是史无前例、不可避免、客观存在的。不少知青的命运从此被改写、一些知青遭到这样那样的苦难、伤害、委屈、打击、挫折、影响一生，一些知青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些都是不可否认、不可忽视的，必须全面收集、准确记录、整理出版，决不能有丝毫隐瞒、点滴遗漏。党和政府、乃至全国人民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充分理解、并全面关怀、照顾。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难道不是吗？！

翁德坤联系电话：18017918272.

2022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