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向哪里扩容，一直是上海的心病，解放后至少考虑过三个方案。我们这批年轻人，从80年代就开始自发研究浦东开发了。
高渊：浦东开发的课题，当时你们座谈的时候有过涉及吗？
王新奎：这件事情比较曲折，因为上海城市如何扩容一直是个心病。孙中山的时候就有一个东方大港计划。解放后考虑过三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北上”，到杨浦江湾一带；第二个方案叫“西进”，往黄浦江上游发展，后来有了闵行开发区；还有一个就是“东扩”，到浦东去。当初最不看好的是“东扩”，因为有黄浦江横在面前。
汪道涵一直很关心浦东开发的问题，支持我们这批年轻人，成立了一个浦东研究室。我们在上海市社科院的一个小办公室里，查阅国内外资料，经常邀请一些人一起讨论。浦东开发的一些基本思路就是那时候形成的，包括外高桥、金桥、张江、陆家嘴这四大区域分工定位等。
那时候上海想尽办法找出路，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国家大的方针没变，80年代还是希望上海做贡献，改革开放的重点放在深圳。当时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要为全国发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但我们没有停歇，始终在思索上海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高渊：80年代的上海，一边在想办法找出路，一边也在可能的范围内动手做事。你认为当时主要做了哪几件事？
王新奎：我觉得大的事情做了这么几件。第一件大事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做地上，还要做地下。高架路是上海在全国率先建造的，后来全国到处都建，包括一些不需要高架的中小城市也要建一段，觉得这样看上去像现代化城市。那时候，上海沿着中山环路启动建设内环线，籍内环线的建设，把中山环路给打通了。地下那一块，就是把污水和雨水管道分开，叫“合流污水工程”，所以后来造新房只要往管子上一接就行，污水和雨水就通过不同的管道排出去了，为此投了很多钱。
第二件大事是开始探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三件大事是拓展城市空间。大家越来越明白，实际上只有“东扩”才有发展空间。当然，最初的设想是把浦东建成上海市中心人口的疏散区。
高渊：除了参与这些课题研究，80年代那几年你还做些什么？
王新奎：1982年到外贸学院工作以后，我的研究重点转向对外贸易，特别是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方面。80年代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取消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国家外贸统制制。这项改革难度非常大，先后经历了外贸承包经营制，取消补贴、自负盈亏，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实行外汇分成制，工贸结合、专业外贸公司综合商社化等改革阶段。这些改革阶段我都有很深的参与。现在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参与了兰生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当时这项改革在全国外贸公司改革中是一面旗帜，影响很大。
有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很值得一提。那就是我们几个在高校工作的国际贸易研究方向的青年教师，在我们研究生时代的导师的引导和支持下，首先在上海发起了一场关于“贸易比较利益论”的学术大讨论。在80年代，我们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拾遗补缺、互通有无”，主张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利益论”简直是大逆不道。通过这场大讨论，“比较利益论”终于成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对其后的外贸体制改革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发展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90年代初提出“三二一”产业结构调整思路时，遇到的阻力非常大。不少人说，“三二一”以后吃什么？
高渊：进入90年代以后，邓小平把上海作为手上最后一张王牌打了出去，浦东开发开放由此展开。可以说，上海是从那时候真正走到改革开放前沿的。你对当时哪些事记忆犹新？
王新奎：在我90年代参与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中，确实有好几件事值得回忆。第一件大事就是关于上海未来发展战略的研究，当时叫“迈向21世纪的上海”。这个方案后来得到中央批准，还出了一本书。它的核心就是提出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和“一龙头，三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一龙头”是指上海要成为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龙头，“三中心”就是要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当时还没有提出来，那是后来朱镕基当总理以后，上海去申报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时加上去的。
当时提出“三二一”产业结构调整思路时，遇到的阻力非常大。不少人说，“三二一”以后吃什么？我们当初也是糊里糊涂的，记得读了一本书《各国经济增长》，作者库兹涅茨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书中谈到了产业发展的“三二一”的规律，是参照美国100多年的统计资料做出来的。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没有什么思想束缚，我们从上海在改革遇到的困难分析，上海应该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后来整个90年代，一直到现在，上海都是按照这个产业结构调整思路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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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6 15:3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