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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渊/上海观察2016-06-06 13:29 来自 浦江头条
王新奎。 澎湃新闻记者 高征 资料
在很多媒体眼中，王新奎并不容易打交道，因为他经常直言不讳地说记者的提问太外行，然后反问一句：“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那天下午，在“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王新奎教授的办公室里，和他聊了两个多小时。他看看手表说，“我还要去配药，要不今天就到这儿？”我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问呢，他马上爽快地说：“我们下周再约一次吧，今天聊得很愉快。”
王新奎的头衔很多，因为当过市政协副主席等一系列职务，可以称主席、会长、院长、主任、总裁等等。但我还是始终称他为王老师，这不仅因为他自1982年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到当时的外贸学院当老师，更因为他是上海滩知名的智囊人物，“老师”之称或更为贴切。
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市长汪道涵喜与年轻学者结交探讨，30岁刚出头的王新奎就经常成为座上宾。此后30多年，王新奎一直致力于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的工作。在他看来，这项工作之所能长期坚持下来，而且取得了一些成绩，是因为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与政府决策实际密切结合，始终保持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我问他，您可是副部级的高官，还能相对独立吗？他说：“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官员看，我担任过的职务除大学校长外，都是半名誉性质的。确切地说，我的角色不是官，而是僚。”
在上世纪80年代，他曾冬夜里和市领导一起讨论上海的土地卖给谁，躲进上海社科院小阁楼参与谋划浦东开发。90年代，他参与浦东开发规划的制定，讨论土地有偿出让的改革方案，研究如何完善社保体制，参与制定“迈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规划的制定，思考优先发展服务业的上海“三二一”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进入21世纪，他是国务院洋山港专家论证组里唯一的上海专家，中国加入WTO前夕，受命参与组建“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在担任上海工商联主席期间，还曾提议上海首先试点营业税差额征收改革。
到了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王新奎还参与了上海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设计。他提出的自贸试验区不能走“跑马圈地上基础设施，特殊政策搞招商引资”老路的观点，以及自贸试验区要向经济活动高度密集的区域扩区的建议，不乏远见。
王新奎是个坦率的人，他会说有些人智商有问题，也会说当年的盒饭很好吃。他聊的是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而在故事背后，则是他对上海38年来改革开放历程的内在逻辑与未来路径的思考。
王新奎与本文作者合影，左为王新奎。
【王新奎简历】1947年1月生，浙江定海人，无党派人士，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主席、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院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
【对话王新奎】
改革没有铺满鲜花的道路，所有改革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
高渊：今天我们聊天的主题是上海的改革开放历程。在你的心目中，“改革”是什么？
王新奎：“改革”这个词，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广泛流传的。原来不说这个词，讲的都是革命。
“改革”有它的特定含义。简单地说，改革往往没有预设的抽象目标，更没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改革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事实证明，要想预设一个非常美妙的抽象目标，承诺一条铺满鲜花的改革道路，最终带来的结果往往都是相反的。而被现实逼出来的改革，尽管它没有美丽的词藻，没有惊天动地、激动人心的场面，但它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决问题。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改革的基本要义。
高渊：1978年以前，我们的经济体制基本模仿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那套体系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王新奎：核心是价格剪刀差。简单地说，就是以很低的价格把农副产品收购上来，运到城市加工成消费品，再以很高的价格卖出去。这当中的差价，也可以说它是利润，政府以此为原始积累，推动以重化工业基础的工业化。
这是当初斯大林采用的办法。客观地说，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开始阶段都靠剥夺农民。除了美国不是这样，因为它的自然条件实在太好了。像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业革命，走的也都是这条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为什么走上了战争的道路？重要原因就是把农民剥夺得没路可走了，只能把他们推到战场上去。
高渊：在那个时代的计划经济体系中，上海处于什么位置？
王新奎：这个系统有个关键点，就是必须把农产品转移到大城市去加工，因为在大城市，政府可以进行严格的集中控制。但条件是这个大城市要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上海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有比较完整工业体系的城市。
所以，从1949年一直到1985年，上海始终是全国的工业中心，大量廉价原料都运到上海加工成工业制成品，然后再把制成品运到全国去按计划销售。当时分一二三级批发站，绝大部分的一级批发站都在上海。你看一直到现在，还有全国各省市在上海的驻沪办事处，除北京以外，这在其他城市是没有的。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当年各个省市都要到上海来拿物资、拿商品。1978年，上海上缴的财政收入曾经占到过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8，工业产值占到过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6，就些都凸显了上海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之初，市中心的下水道大多还是20年代建的，整座城市已经破烂不堪，这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
高渊：解放后，上海一直被定位为工业城市，轻重工业一应俱全。这对上海的城市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新奎：那30多年，国家对上海的基础设施基本没有投入。像杨浦这样的工业区，还是利用抗战之前搞“大上海计划”留下的基础设施。市中心更不用说了，下水道大多是20年代建的，非常陈旧落后。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是1971年，我在上海有色金属焊接材料厂劳动，那家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做有色金属焊接材料的企业。厂里的设备现在想想还觉得很恐怖，唯一一套拉丝设备是20年代日本人丢弃的废铁，重新捡来后组装一直到70年代初还在用。那时候，上海一些纺织厂里的纺织机械，也大多是二三十年代的产品。上海这座城市到了这个时候，真是已经破烂不堪了，这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
高渊：上海最难的时候是哪几年？
王新奎：最困难时期是1980年到1990年这10年，因为这时全国都在改革，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村企业的兴起，实行价格双轨制，原料价格逐步放开，但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品价格没有放开，所以上海的企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那时候，全民所有制企业采购的原材料不再是国家统一计划调配的了，执行市场价格，而产品价格还是由国家计划控制。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上海要为全国做贡献，要保证全国商品的供应，特别是消费品供应。打个比方，很多企业是花一块钱买原料，加工以后卖出去是八毛，无以为继了。那是上海最困难的时候。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上海一年财政收入是46亿元，能够用于市政建设和维护的只有6个亿。
高渊：80年代中期我正上中学，记得那时候上海一下雨就水漫金山，还常常失火，这都是城市机能老化导致的吧？
王新奎：是。有一年上海南京东路外滩附近接连发生两次火灾，一场是南京东路的汇罗公司，一场是四川路上的一处沿街商业用房二楼的居民住宅，全都是因为电线老化造成的。这些电线都用了上百年了，太老化了，电流一大，自己就会着火。
这个时候没有埋怨、没有追责，就想到必须改革。那时邓小平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摸着石头过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道理非常简单，但每句话都讲到大家心里。邓小平又讲“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说能改善人民生活的办法就是好的办法。
所以说，改革都是被逼出来的，当时哪有这么多理论？也没有因为缺乏严谨的逻辑结构而争论不休，因为没有时间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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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6 15:2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