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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在老家柴房秘密翻译《共产党宣言》
“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20年4月末，陈望道接到了《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电报，邀请他赴沪担任该刊编辑。原来，孙中山先生电召戴季陶回广州，经编辑部一干人等商议后，认为陈望道是接替戴的最佳人选。这一纸电文让陈望道颇感惊喜。他连忙带着译稿兴冲冲赶到申城。来沪后，因工作关系，他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陈独秀还请他兼任《新青年》编辑。令陈望道欣慰的是，他的两个学生：施存统和俞秀松这时正协助陈独秀从事建党伟业。5月1日，陈望道与陈独秀、施存统等一同参加了在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是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亦为成员之一。
虽说诸务繁忙，但陈望道却未忘连载《共产党宣言》译稿一事。只要有闲暇，他就拿出译稿一再校对。正当译稿刊载在望之际，6月6日，《星期评论》突然宣布停刊，主因是当局对刊物实施邮检，使之发行严重受阻。如此一来，煞费苦心译成的书稿就无缘问世了，这让陈望道心急如焚。“不如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面，搞一单行本？”陈望道忽然萌生一个念头。6月27日夜里，他将译稿交给了俞秀松，请俞转送至陈独秀处。翌日9时许，这份稿子被交到了陈独秀的手中。一拿到译稿，陈独秀就迫不及待地浏览起来，当念完最后一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今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禁拍案叫绝。他赶紧请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帮助校阅，还托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以资对照。为慎重起见，陈独秀在李汉俊校完后，又再行校勘一番。陈望道的译文如行云流水般，语势连贯，文字简洁凝练，令二人甚是满意，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对外公开出版。
有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机构和费用问题如何落实呢？这倒难住了陈独秀。是时，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委派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正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商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设立一家印刷所，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当维经斯基得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资金瓶颈时，马上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拿出2000元给了陈独秀。随即，一个名为“又新”的印刷所在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成立了，负责人为郑佩刚。
是年8月，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终于付梓，共计印行1000册。首译本比现今的小32开还略小，显得玲珑精致，封面印着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画像上方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翻开小册子，内页是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无扉页及序言，亦不设目录，风格简洁。稍有缺憾的是，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文中也有20余处讹字。毕竟这是又新印刷所开机印制的第一本书，出错也情有可原。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推出后，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一股购买与阅读热潮，很快便告售罄。9月，在勘误之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印行了第二版，封面的马克思坐像底色改为蓝色。与首版相仿，第二版同样热销，以致许多读者致信《新青年》《民国日报》，询问购书事宜。
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素来为陈望道所景仰。刚拿到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陈望道即将自己的译著赠给鲁迅和他的胞弟周作人，以求指正。鲁迅在收到书的当天就仔细阅读了一遍，他对这位小同乡的作为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共产党宣言》8月错版 《共产党宣言》9月版
“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或许连陈望道本人也未曾料到，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会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产生强烈反响，一大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设立人民出版社，在该社的首批出版书目中，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赫然列于前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州平民书社、上海书店等纷纷重印此书，单是平民书社一家就重印达10次之多。至1926年5月，该书已相继印行17版，其再版的速度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一本图书，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当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拥趸中的一员。1936年7月，他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了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这三本书之榜首的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进而又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向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时，再度谈及《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即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笔者注），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不仅仅是毛泽东，《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教育和鼓舞激励过的革命者何止成千上万。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遇见前来与会的陈望道时，紧紧握住他的手，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笑呵呵地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然而，《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自在面世以后的20多年里，却一直为反动势力所不容，尤其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此书登上国民党当局的“禁书”黑名单。鉴于严峻的敌我斗争形势，一方面，陈望道采用佛突、晓风、仁子等笔名，借以迷惑敌人；另一方面，各出版机构印制了多种伪装本，有时连书名也仅用《宣言》二字，甚至还省略了译者。
尽管如此，陈望道仍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敌人）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历史事实证明，作为国内第一部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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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 10:2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