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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最后十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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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9 18:17: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7-03-20 来源:来源:上海党史   作者:《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 叶匡政


      219起“接待”

  张闻天在被反复进行大会批斗的同时,还几乎天天接受中央机关和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造反派的提审、质问、调查。据张闻天1967年11月27日递交的一份“接待总结”统计,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个月时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写出材料,或在记录上修改、签字,累计为219起。调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个方面:个别干部的历史情况,留学莫斯科期间的情况,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东北情况,庐山会议情况,外交战线及国内政策。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陆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击,“文革”开始中宣部被诬蔑为“阎王殿”,部长陆定一被说成“大阎王”,还怀疑他的党籍。张闻天于6月13日向中央办公厅来人交了答复陆定一党籍问题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证明,30年代初陆定一被开除党籍是一桩冤案,当时就已纠正。材料中谈到:1932年团中央被破坏事曾怀疑同陆定一有关,因此陆曾受开除党籍处分;后经审查,证明此事与陆无关,是一错案,即撤销了处分,恢复了党籍。负责审查的是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

  6月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图利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反周恩来。辽宁大学的造反派就此于11月20日质问张闻天。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所谓伍豪(周恩来)在1932年发表反共启事一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张闻天写的材料还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许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六十一人案”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来经济研究所,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61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30年前,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虽然具体时间和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2月16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1931年8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鉴于在“文革”当时重提此事关系重大,刘少奇的名节和61位出狱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还涉及党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且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不清、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张闻天立即将写的材料送交当时任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

  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刘少奇于12月14日报告华北工作时曾专门谈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许的”。康生参加了十二月会议,讨论时还就此事发了言,说“经中央允许的某些人,是特别的,不是原则”。康生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而且康生长期管内部保卫工作,对干部情况一清二楚。康生是一个奸诈小人,这点,张闻天心里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会阴险到歪曲事实、构陷人罪的地步。张闻天不知道,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问题上做文章了。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诬指这些经中央批准出狱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11月,61人中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就被揪斗,以后很快又以出狱问题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一再申明“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揪住不放。为了配合夺权斗争,1967年1、2月间,他们不断在公开场合,滥扣“叛徒”帽子,挑动红卫兵任意追查,在全国刮起“抓叛徒”的恶风。与此同时,所谓61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已经准备印发,借评电影《清宫秘史》批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在炮制。就是这篇文章,提出“八个‘为什么’”,定了刘少奇八大罪状,其中“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就是一条。这时,康生希望从张闻天那里得到的是咬定刘少奇“擅自决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张闻天写出的这个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们罗织的刘少奇的这条罪名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怎么会去查档核实呢?

  康生不给回复,南开大学的红卫兵2月18日又来批判。他们还提供了若干线索,纠正张闻天关于具体时间和细节回忆的出入,要他立即写一份交代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闻天乃重写一份材料交出,肯定61人出狱事是得到他同意的,独自承担了责任。材料写道:“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的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久,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一下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为避免涉及党中央,张闻天将2月16日所写材料中关于中央知道此事的情节略去,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谈过什么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将责任全部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从此,张闻天头上又多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不知多吃了多少苦头。然而嗣后凡涉及此案,他从不改口推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如此!

  张闻天始终肯定61人出狱事是经他同意的。康生对此恼怒之极。1967年4月28日,张闻天又就3月6日、4月26日两起涉及1936年出狱案的调查致函康生,告知自己回忆所及,要他帮助回忆核实。康生竟在来信上批曰:“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

  6月27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6人来到经济所审讯张闻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并说:“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他们向张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张本人澄清事实真相,给他们写交代材料;二、以后不准再对外发表关于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乱。明目张胆地对张闻天威胁利诱,要他“翻供”并作“伪证”。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当天回到家里,张闻天即向刘英谈了审讯经过,并估计自己可能会被捕。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7月3日致函康生,回答6月27日“中办”专案组的两点要求,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惟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专案组的负责人读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七八九三个月,批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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