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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0 来源：上海党史 作者：《炎黄春秋》
杨尚昆同张闻天有着将近40年的友谊，称得上是知己的战友。2007年为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我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要带电视台人来采访我，约谈关于杨尚昆同张闻天的交往，于是从有关材料中找出了一份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记录。这次未曾公开发表的谈话，是他当时应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的一次谈话，时间是1986年8月30日，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这次谈话由于有张闻天的夫人，同时也是杨尚昆的老战友刘英参加，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体验，杨尚昆谈兴一直未减，话题虽然离不开张闻天，然而实际涉及到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而这次谈话目前留下的就是这份密密麻麻的录音记录稿。如今距离那次谈话已经20多年，杨刘二老均已辞世仙去，参加这次谈话的编辑组的同志也只剩下两人，我和编辑组前组长萧扬。为了不让这次难得的谈话湮没，便根据这份录音记录整理成文。
上海时期的张闻天 我和闻天两个人是四中全会后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到宣传部去了。闻天那时的思想也都还是受莫斯科训练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知道当时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这一段从他思想来说都还是教条的。不过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博古人很聪明，有捷才，善辩。而闻天是接触了实际以后才觉得王明这套不行的。
四中全会王明是反立三路线上台的，但四中全会后所实行的实际同立三路线差不多，不同的是取消了全国暴动计划，取消了行动委员会。那时甚至闻天也都还没有认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搞的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这一套，那就是靠罢工、示威，搞“飞行集会”.那时南京路上有个先施公司，我们的人就去那儿先放个鞭炮，然后几个人高呼口号，于是行人便围了上来。这时警察就跑来抓人，这样每次我们都要被抓走一些人。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情况闻天就有些感觉，觉得这种办法不行。特别是1932年他出席江苏省委会议的一次讲话，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最明显。那时没有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就是上海市委，我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当然，他当时思想还没有后来那么彻底。他讲得多的还是从工作没有搞好这个角度说的，总是说没有准备好啦，太仓促啦。但觉得这样搞不是个办法，这一点是提出来了。认为这样搞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淞沪抗战起来时，上海有十三家日本纱厂同时举行罢工，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因为那些工厂都开在闸北，闸北被日本人一占领，工人们就都跑到租界上来了。工人们都有爱国心，于是就组织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维持工人生活，就靠“民反”（全称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一笔者注）在社会上募捐开粥场。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两餐稀饭。有一天宋庆龄通过人向我们表示要捐两千元，那时两千元可不简单，是光洋呵。但这时凯丰就主张不接受，我就主张接受。凯丰那时在团中央，我在江苏省委宣传科。我就去跟闻天商量，闻天也主张接受。这样才把这两千元接受了下来，那时我们还办了张报纸，三天出一期。这件事我们还登报公开表示感谢。当时为什么有人不接受，就是说宋是第三党。那时有个公式，说第三种势力即中间派，他的欺骗性更大，比国民党还要坏。这是套的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那个公式。所以总的说来闻天这一段并没有完全脱离教条主义，但是实际工作使得他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
所以他那时自己的思想活动同他文字上写出来的东西，已经开始发生距离。他这时有几篇文章已经可以看出有点想要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但是那个思想并不彻底。
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闻天到中央苏区大约比我早十天。我到了中央苏区时他正在做报告。我一去就先向小超（邓颖超）报到，她当时是中央秘书长。报到后她就安排我住处，我一看那个房里还有张床，她告诉我说那是张闻天的。闻天回来一见面就说，你到啦！好好。并说，我那时（指在上海时）跟你说了句再见，就是指的在这里见呀。那段时期我跟他住一起，在那间房子里差不多同住了几个月。在中央苏区，起初闻天还是宣传部长，我那时是宣传部干事。后来派我去办党校（名字叫共产主义大学）时，闻天是校长，我是副校长，不过实际他没有管。
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反“罗明路线”时我已经到了瑞金。这一段斗争我知道是博古发动的，策划这件事我估计也是博古。那个时候博古叫总书记。为什么说是博古起这样的作用呢？因为斗罗明时我还在瑞金，起初罗明表现很硬的，并不承认错误。那时我同博古都住在一个楼上，博古是同陈云他们两个住隔壁。看到罗明不承认错误，博古就有点慌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斗争发动起来了，他不胜利那他不就垮台了嘛！于是就找了很多人同罗明去说，去劝罗明，说你一定要服从大局，不要这个样子。后来罗明就承认了，承认是他的错误。当然后来整人这个事是罗迈（李维汉），斗邓毛谢古时我已经不在瑞金，但我知道罗迈一去苏区就组织了一个组织局，组织局书记就是李维汉，可以说罗迈掌握了生杀大权。所以我估计这件事策划是博古，具体到整人是李维汉。至于文章嘛是闻天写的，他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当然那时他也只能那样写。
闻天同博古两个原来在思想上基本一致，后来慢慢地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因为博古坚持教条坚持得比较厉害，他到中央苏区后就把闻天实际上从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中排挤出去，叫他到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我想当时博古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把毛架空，你虽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按实际的职务来说，具体的工作是在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总理那里。这个完全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来套的。第二你张闻天在政府那边工作，你就少管中央的事情。然而闻天同博古他们两个那时一直是有斗争的，思想也是有所不同。博古比较个人突出，闻天这个人毛主席就说他是书生，他是书生气重些，但书生气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这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的文笔是不错的。他去政府工作，这就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单独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机会，特别是同毛主席接近了。因此我觉得闻天转变的关键是在遵义会议前这一段。不过毛主席起初也没有同他交心，是慢慢地才交的呵。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博古同洛甫是一条绳子上两个蚂蚱。王稼祥去苏区去得早，我估计毛大概多少把他的思想暴露的，首先是跟王稼祥。至于对张闻天，他还是先试得试得来的。不过在瑞金他们这几个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那时候反毛反得最厉害的是任弼时。第一次宁都会议恩来是中央代表团团长，恩来还没有到，是任主持把毛主席撤掉了。所以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刘英插话：他真是记得清！）这个人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所以任弼时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我觉得闻天那时也从弼时那里听到过一些反毛主席的话的，开始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弼时那时认为毛主席有些东西不妥当，比如包括肃反他认为毛主席该有责任，但是毛主席从来不认为肃反他有责任。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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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7 11:5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