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已占领东北的日军频频用武力威胁侵略华北。针对国民政府的退让,日军蓄意制造挑起争端的借口,从而引发两次“张北事件”。
1934年10月,日本天津驻屯军中佐川口一行8人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沿途进行“视察”。这伙日本人在途经察哈尔省张北县(今河北境内)南门时,被驻扎在张北的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卫队拦下进行例行检查。双方因旅游护照的检验引起纠纷,是为第一次“张北事件”。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派遣4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4人未带护照,被哨兵送至一三二师军法处。是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日本关东军决心利用此事,将具有“排日思想”的二十九军逐走。他们商定,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直接提出如下要求:一、二十九军移驻长城之西南,并不得再行“侵入”;二、将一切“排日机关”悉行解散;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者;四、上述事宜必须在两周内办竣,并限中方5天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
国民政府得到报告后,立即公布免除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以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代理省主席。1935年6月23日晚,土肥原闯入秦德纯住宅,提出实现拟定的“要求事项”,并加上了“承认日满对蒙工作”“协助日本诸如建设机场,设置无线电台等军事设备”等6项“特别期待事项”。6月26日夜,南京电示秦德纯:皆可酌情办理。
有学者认为,《秦土协定》彻底改变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想法,事后他说:“盖我处被动地位,而彼得寸进尺”,“此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
(摘编自《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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