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周恩来堂弟周恩彦的儿子，1933年4月出生，1950年入伍，1958年转业到青岛通用机械厂工作，1991年12月离休。在父辈中，周恩来排行老七，我父亲排行十三，所以我称周恩来为“七伯”，称邓颖超为“七妈”。从1957年七伯打听到我在青岛工作（此前因战争和家庭等原因，我与七伯失去联系），至1986年的30年间，七伯、七妈共给我来信近50封，并有合影十几张。七伯、七妈给我的来信，除“文革”期间，由七妈的秘书代写、七妈签名以外，其他信件绝大部分是七妈亲笔写的。七妈在信中对我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说的也都是家常话。其中，有一封信特别让我刻骨铭心。
这一封信，是1957年2月21日七妈写的。当时我在部队服役，在人生道路上遇上两大问题。一是体检时发现我患有肺结核病。这真如从头上夯了一大锤，对我的精神打击太大了。这种病在当时是可怕之症，俗称痨病，有“九痨一死”的说法。我的母亲和妹妹都是因患了此病早早离开了人世，因此，我思想上充满恐惧忧虑，一度对前途失去信心。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我患有“不治之症”，我的初恋也因此告吹。已是25岁的我，更是情绪低沉。我将自己的心情在信中向哥哥保常作了叙述，他又将我的情况告诉了七妈。七妈知情后，立即写信开导我。
七妈在信中写道：“前接保常来信，知你生病住院。我曾发信要他去信时安慰你，但仍不免对你的挂念。几天前接你来信，也收到你父亲的来信，我对你的病才放心一些。”七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我积极战胜病魔。她说：“我在长征时曾患过肺结核，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我以对病魔的顽强斗争和乐观精神战胜了它。你是年轻小伙子，轻度的肺结核，在情绪上确实应该看成不算什么。”“慢性病遇上乐观的情绪，它就会好去一半；忧郁只会增加病势的。我相信你能配合医生的治疗，不久就能康复出院。”对于我的失恋，七妈也很关心。她说：“青年人在恋爱问题上遇到波折，亦是难免的。把它当作经验教训，就可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你说对吗？”
七妈的谆谆教导，使我从思想上拨云见日，重新鼓足了战胜病魔、正确对待个人问题的勇气和力量。
（口述/山东青岛 周保章 82岁 整理/王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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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1 10: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