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03日 周天勇)
有的雨半夜悄然降临。它们落在屋瓦上,弹出一片清脆的“咚咚”声。
夜雨袭来,总让人无端生起一些牵挂。那样的雨夜,父母总要念叨几句。他们的思绪越过紧密的雨帘,直达远处的山野。
竹笋该蹿上来了。番薯该放藤了。母亲突然想起一事,惊叫“哎呀”。老天爷,白日里晒在溪石上的瓜片还没收呢。
弹丸大的村子,包在无边的山峦和林莽中。林子里,好东西太多了。
某个夜晚,第一声春雷隆隆响过。雷声响,毛竹笋一定会钻出地面,对此,哥哥非常肯定。我不明白,竹笋和响雷有什么关系,笋为何能“听”到雷声。每年的这个时候,谁也抵挡不了竹笋的诱惑。竹林跟别处的林子大不同,它是那么通人情,林下只长低矮的小灌木,像是特意方便人们挖笋。地底下,无数股力量正拼命往上顶,它们要突破土地,享受阳光,沐浴雨露,节节拔高一直蹿上林梢。
春天里,我们还到处找野莓。红彤彤、水灵灵的空心浆果像一盏盏小灯笼,星星点点缀在绿叶丛中。野莓多,我们的野心大,挎上小竹篮去摘,小半天下来,就装满了篮子。野莓这么好吃,爷爷和父亲却不屑一顾。在他们眼里,这不是正经事。
夏天的热浪席卷而来,河滩烤干了,大地都要烤焦了,还有好东西吗?有呢。长小碎叶的山胡茄子藏在路边阴湿处,在山路上坐下来歇一歇就能看到。它那豆大的果实像小茶壶,乌紫乌紫的,甜中带一股清香味。山桃、山梨、山杨梅都在夏天成熟,挂果的不多见,它们太招摇,总是等不到熟透就被鸟雀抢了。
秋天有一场盛宴。有一种“吊壳”,像大豆荚,一个个在藤上悬着。裂开的吊壳才能采摘,摘早了不甜,但迟了它就掉了,我们总是错过。最慷慨还数猕猴桃。猕猴桃的果期很长。果大皮实,表面有茸毛,藤攀缘在大树上,果实挂在高处。大概正因这些特点,它们尚能安稳挂在枝头等着我们吧。
冬天有什么?不知道。整个冬天,我们只关心一件事:什么时候下雪。
印象中的父亲不苟言笑,刻板保守,把我们盯得很死,即使在下雪天,我们也不能痛快地玩。但有一个下雪天,父亲做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带我上山。上山干什么呢?什么也没干,父亲只是去自家的柏树林里转了转。我们“嘎吱嘎吱”踩着松软的积雪,在空荡的林子里转悠。柏树像队列整齐的方阵,父亲摸摸这棵拍拍那棵,面有得意之色。父亲指着几棵最大的树,告诉我,用不了几年,这些树就成材了。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掏松明。砍开的松树里有赤红的松明,饱含油脂,是最好用的引火柴。钻进松林,父亲专找那些朽烂多年的松树桩,这些老桩子已烂成粉末,父亲在里面掏一掏,就掏出几块形似鹿角的黑乎乎硬邦邦的东西。父亲说,这些仅存的树心是上好的松明。
多年以后,我常常忆起父亲带着我看柏树和掏松明的情景。这些事不像父亲所为,我猜想,向来刻板的父亲在某些时刻或许动摇过,或许想脱离固有的轨道尝试新的持家方式。
但父亲始终是保守的,对我采野果这一类事情一直不屑一顾。大概让父亲失望了。多少年来,我一直迷恋那些父亲不屑的作为。我一直记挂着那片已成远方的田野,我对那些野果的兴致分毫不减。
无奈的是,我已离开故土,驱车回乡不过一个小时,却总是做不到想走就走。一年又一年过去,这一个小时的路程越拉越长,大山深处的故乡渐渐退却到远方。
然而,采野果、抓鱼、寻兰花、挖树桩、拔竹笋、打栗子、摘茶叶……我想做的事越来越多。我把小竹子连根挖起,将竹根削成称手的棒槌,用烘烤的老办法调直竿子,做成一根完美的鱼竿。这是我念念不忘的童年梦想。
我甚至想组织一场动静颇大的砍柴活动。与几十年前相比,砍柴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砍柴不再是生活需要,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重温那种美好的劳作,为了圆心中的一个梦。可是,这样一件极平常的农事,现在做起来却那么难。
野花年年开,野果年年落。
终于,我回到故乡,走进大山深处。那年春天,山坡上,杜鹃花红似火,继木花白如雪,山花迎着春风正开得如火如荼。那一刻,经过几十年的淬炼之后,我终于又感知到大山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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