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为何在西方会如此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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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为何在西方会如此受欢迎?
2014-05-23 14:57:35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作者：（美）理查德•沃林



　　内容提要：尽管海外对毛泽东及其业绩的研究有多个维度和多重面相，但毛泽东始终被公认为20世纪的伟人，产生着广泛的世界影响。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思想能够在欧美产生影响，与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反殖民主义斗争、西方社会危机、第三世界主义的兴起等地缘政治因素以及时代化的全球学生运动等原因密不可分。秘鲁的“光辉道路”、古巴革命、德国的“K组织”以及美国的黑豹党等都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成为毛泽东在革命时代产生世界影响的典型范例。在当今世界两位著名政治思想家阿兰•巴迪乌和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思想体系中，也可见毛泽东思想的痕迹。

    东风西进是毛泽东对世界的影响
　　一、真实的毛泽东及其产生世界影响的背景和原因

　　尽管关于毛泽东的遗产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毛泽东是20世纪伟大的政治人物之一。而在毛泽东逝世大约37年后的今天，他的业绩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历史研究对象。考虑到他的政治思想所经历的诸多转型和变化，学者们常常被引导着去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众多的毛泽东形象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毛泽东?

    是那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吗?他在现今已很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中用记录农民的革命角色的方式来重构马列主义的教义，从而不仅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为二战后伴随反殖民化浪潮而兴起的第三世界革命的传播搭建了舞台。
    是那个瘦弱的、献身革命的领袖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延安的大山中碰到他并留下深刻印象，从而在其畅销书《西行漫记》中抱着同情的态度将之定格化并由此使西方人熟悉其政治目标、独特的领导能力和个人习性。


    是那个延安风格的毛泽东吗?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演讲和著作(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后来逐渐作为毛泽东思想而为人所知的各种思想原理，这些原理第一次详细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准则，如毛泽东所说的，根据这一路线，“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是通过这一教义，毛泽东睿智地把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与农民群众的期望成功地结合起来，该政策一度被有的人颇具洞察力地描述为“一种在一个动员框架中对群众观点保持高度敏感的政治纲领”。当然，正是这一强大的结合推动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战胜国民党。如同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重要文章中解释该策略时所说的，出于实用的原因，他要将共产主义的终极的、空想性的目标推后，这是为了集中关注普通中国人更直接的政治和心理的关切，他们最优先的关切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外来统治的中国，只有这样的中国，他们才能够再次为之自豪。此外，他们还要拥有足够的社会安定以便养家和致富。

    或者，那个在73岁高龄时开始为中国共产主义的遗产和未来担忧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舵手才是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想知道的是，革命后的中国是应该像大张旗鼓地支持与西方和平共存这一目标的赫鲁晓夫治下的苏联那样，进行一次保守主义的官僚化转向，还是有可能凭借着由激进青年们的动力和热情所注入的新的革命能量来先发制人地实现一种热月党人式的转向?从历史上看，后一种转向似乎是等待着所有试验性的革命转型的命运。在中国的情境中，一个人如何能够防止党转变成一种与使它获得政权的群众相分离和疏远的新官僚阶层?正如毛泽东早先指示红卫兵们时说过的：“不要害怕制造麻烦，麻烦越多，时间越长越好，混乱和麻烦都是值得的……制造麻烦是革命。”由此，毛泽东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回归延安式的共产主义和群众路线，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战略并视之为医治危害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前途的痼疾的最优方案。1966年8月5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仅几个月后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毛泽东尖锐地列举了国家和地方的党的干部们的缺点。他宣称：“(有些干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


　　红卫兵的圣经就是《毛主席语录》，这个《语录》有助于宣传后来大家都熟知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印刷了上千万册，它也被称为“红宝书”，是简化版的毛泽东思想。这个小册子也成了毛泽东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载体，由此也在确定其全球影响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76年，在其逝世的当年，在考量其一生的成就时，毛泽东提出了他最为自豪的两件大事：一个是1949年战胜了国民党，另一个就是战胜国民党17年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对后继者能否达到他所设定的革命的高标准表示忧虑。

文革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我曾经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一事件突显了毛泽东对革命意愿和阶级斗争原则的持续投入，并在西方催化了一种对中国共产主义道路的热情狂潮。这种热情在全球范围的左转倾向中激发了一种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向：即从官僚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共产主义路径(勃列日涅夫及其后继者统治下的苏联青睐这种路径)转向一种与反殖民主义时代相一致的朝向阶级斗争的崭新的、民粹主义的暴动式的路径。毕竟，在60年代中，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力量从国际大都市转向第三世界这一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在这方面，古巴、拉美和越南发生的游击战争所获得的全球性声誉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毛泽东在30年代和40年代反对日本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开创性地使用过游击战争的策略，中国的共产主义也就成为了新的全球性反抗帝国主义运动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因此，在其关于武装斗争的宣言书《论游击战争》中，切•格瓦拉明确承认他曾受益于毛泽东及其众将领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使用的思想。他说：“毛泽东的中国开始于南方工人组织的暴动，它遭到失败，几近被消灭。只有经过了奔向延安的长征后，它才站稳脚跟并开始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基础，使农业改革成为其基础性的目标。”

　　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的古巴革命发生在加勒比地区的一小片土地上，涉及人口不过700万，与此不同，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7亿人口的国度内，这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口的1/4。正如法国人当时观察到的，中国代表了“另外的半边天”。鉴于此，我们说，中国太大了，是不能被忽略掉的。或者，引用当时一本法国畅销书的书名来说，就是“中国觉醒，全球震撼”。


　　除了前面关于毛泽东形象的叙述之外，我还愿意补充描述一下1919年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毛泽东，当时他卷入了旨在革新中国人精神和政治的五四运动，该运动是对推翻清王朝的共和运动的余波所导致的社会混乱的反应(亦见于埃德加•斯诺的叙述)。中国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利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来寻求革新中国的高层文化，目的是从兴起的政治乱潮中挽救中国。由此，作为年轻人，毛泽东沉浸于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重要著作中，特别是梁启超的著作。但是，陈独秀激进的《新青年》杂志似乎也在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转变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革命领袖的过程中，毛泽东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和形象，这引发出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解读它们。从某些方面来看，它指向了一种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中广为流传的结论，这种观点认为存在着“多维毛泽东”。该观点与近几十年来影响了人文与历史研究的“反基础主义”格调是一致的。戴维•阿普特和托尼•赛奇的著作《毛泽东中国中的革命话语》补充性地支持了这种将毛泽东的遗产理论化的研究路径。他们研究中的指导性思路是关于“硬派毛泽东”和“软派毛泽东”的观点。这样，一方面，毛泽东是列宁主义先锋政党的领袖，当环境需要时，他可以在上升为党中央主席的过程中在对付其政治对手上表现得很无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受到鼓励将毛泽东视为“准精神型的人物”，他拥有一种“近乎有魔力的宗教性的天赋，能够把个人的、国家的损失与救赎编织成一个激动人心的主导性的叙事，该叙事有助于粘合并凝铸延安的共同体，否则，该共同体将会是非常脆弱和分裂的”。


　　在60年代中，毛泽东思想成功植入西方世界是以若干情境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为条件的，这些因素为西方接受毛泽东的观念铺平了道路。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发生在多种不同的、极其特殊的国家政治情境中，这些情境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思想被接受的方式。因此，正如毛泽东常常强调要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一样，反过来，在西方情境中，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谈及“具有西方特点的毛泽东思想”。就像我在拙著《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遗产》中所提出的，存在争议的是这一令人着迷的跨文化接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理解考虑到了中国情境的特殊性，这一全新理解被西方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们所接受，他们希望这些观念能够在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所带来的剧痛中使西方左翼重振士气。


　　促使毛泽东思想在西方被接受的各种情境因素中，有三点最为突出。


　　一是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裂，它始于60年代，但在接下来的10年中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在西方，苏联作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光芒已经黯然失色，原因是它不断试图压制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如1953年的柏林起义和更加严重的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从很多方面看，促使西方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幻灭的事件是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毕竟，有哪种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会监禁其公民以防止他们逃跑呢?逐渐地，苏联自己所宣称的社会优越性与其政治现实不可否认的肮脏本质之间的巨大裂缝已经越来越难以掩盖了。


　　二是近来国际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与所谓“第三世界主义”的兴起。西方的自信已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而遭到削弱，接着又因为去殖民化运动而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去殖民化运动推翻了欧洲在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非洲(肯尼亚和刚果)的政治统治。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所遭遇的灾难性的失败被普遍看作欧洲衰败的有力证据。1955年，不结盟国家召开的万隆会议重申了非欧洲国家的自治，它们开始寻求独立于相互竞争的权力集团之外的政策。欧洲日益被“去中心化”了，而非西方国家的活力和声望相应地繁盛起来。


　　三是60年代的危机与“西方的衰落”。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突出地表现为政治和文化喧嚣的10年。回过头来看，如果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平静的10年，那么，20世纪60年代标志性地结束了这种具有欺骗性的“稳定感”。在这一时期内，当50年代盛行的带有偏见的保守主义被具有反叛意味的符号化的、表演性的“青年文化”所破坏掉时，西方也经历了自身转型性的“文化革命”。


　　60年代也是学生激进主义精神占主导地位的10年，其顶峰是法国在1968年5月爆发的学生运动。全国性的学生抗议浪潮在受到1000万市民(几近全国总人口的15%)积极支持的总罢工中达到高潮，它一度迫使戴高乐总统为确保法国军队的忠诚而逃避到了德国的巴登。当然，法国并不是唯一经受如此严重的社会政治动乱的国家。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发生在伯克利、纽约、芝加哥、柏林、华沙、布拉格、墨西哥城和其他地方。这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学生抗议发生的背景是美国在越南发动了战争，这场战争被广泛视作第三世界的英雄主义与西方政治和军事强权的对抗。不过，尽管资源有限，越南人仍设法与地球上最强的军事大国打成了平手。而美国使用了那些公然违背道义的手段，如地毯式轰炸、凝固汽油燃烧弹以及所谓的“搜索与歼灭战略”，以此来摧垮一个寻求自决的发展中的亚洲国家的政治意愿。

毛泽东思想在西方

　　一言以蔽之，当1966年毛泽东大张声势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他在政治上颇为愤懑的西方学生中找到了受众。在西方，学生激进分子能够很容易对中国的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城市中的相同群体产生认同，这些人似乎在奋力捍卫中国共产主义的革命锐气，以防止它退化到那种官僚主义的和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在苏联及其东欧附属国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我在拙著中已经提到过，当时西方的年轻人对中国所知甚少。但在一个政治上的技术统治论变得无用而消费享乐主义泛滥的年代里，他们却与自己的政治文化疏离，要去探求新视野并参与到试验当中。鉴于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屠宰场”--这可以从过分拥挤的城市、不能呼吸的空气以及大量的交通拥堵中得到证明--西方的年轻人就孤注一掷地认为，在毛泽东的“农民共产主义”的指引下，中国通往现代性的道路可能会修正西方在文化上的极端现象和失败之处。由此，在很多时候，在激进青年人当中，文化革命中的中国对于西方自身异常巨大的社会、政治缺陷而言就成了一个投射屏。以此方式，对于西方青年中屡受挫折的革命希望而言，中国也就成了关注的焦点。从而，革命后的中国对于“闪耀着光芒的乌托邦未来”而言也就变成了最后的、最好的希望，在西方，这种乌托邦未来显然已经陷入了永久的失败。


　　多数西方知识分子被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所吸引，是与毛泽东本人头上的光环和成就分不开的。毕竟，这个伟大的舵手不仅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对抗日本和国民党的胜利，由此成就了他作为军事战略家和革命领导人的业绩，他也是罕见的在艺术上很卓越的政治家。毛泽东既写诗，也练习书法。作为雄辩家和著作家，他的名言被人们广泛地引用，诸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造反有理”这样的语句完全适合用来把握住政治变乱中的主导性基调。在这方面，1964年出版的《红宝书》--一本为新生一代准备的革命指导手册--似乎体现了一种预先设定的一致性。在西方，它迅速地成为政治军事斗争时代的圣经。


　　最后，毛泽东也被证明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革命理论家。很快，他的重要著作，如《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我们努力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当下时代的意义的一种重要参考，在这个时代，与马克思的预言不同，工业无产者依旧没有觉醒，而从第三世界吹来了革命性变革的风潮。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很难不得出结论认为，毛泽东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在60年代达到顶峰与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同名的重要著作中所普及的“东方主义”无关。由此，西方所崇拜的毛泽东与这位伟大舵手的实际成就的特定性质的联系，赶不上他与西方自身特定的文化和政治需要的联系。换言之，毛泽东在西方的名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它的功能就是反射出西方自身发展遇到的挫折和存在的缺陷。通过认同毛泽东的成就，西方知识分子寻求克服和超越他们自己的尖锐的文化不满。在这方面，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的作用就像是一个安全阀或逃生舱。这里的希望是，在西方失败的地方，中国会取得成功，并由此为西方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发展路径，这一路径能够避免西方自身的错误和失足。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持有这种希望和期待的不仅仅是那些认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为保持革命精神的纯粹性而作努力的左翼人士，那些有名望的汉学家们也是如此。出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这些汉学家认为中国通往现代性的道路将会成功地避免困扰着西方的那些挫折和失败。因此，作为美国的中国研究首席专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在1972年就写道：“中国人似乎很健康，他们衣食充足，宣称自己是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公民……在农村所发生的变化是神奇的……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总的来说是几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最好的事件。”即便是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访问中国前夕也用特别肯定的语言赞扬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的文革宣传画

　　二、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时代的影响

　　尽管毛泽东开创性地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教义，把受压迫的农民合并成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但在第三世界的反抗运动中，他的理论只是得到了有限发展。在很多情况下，他的观点被迫与持续从莫斯科得到物质支持的、已站稳脚跟的共产主义政党进行竞争。由于并不确定从中国共产党那里能够获得多少帮助(这部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身要花心思去处理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动荡)，很多政党在转向与北京结盟问题上犹豫了。在这方面，仅有的例外是秘鲁的“光明之路”(极“左”的游击组织)，或者叫“光辉道路”。它的领导人阿比马艾尔•古斯曼在为秘鲁本土人民的斗争中援引过毛泽东的观点。而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光明之路”在实践中借助的是与秘鲁自身的地方文化传统相一致的策略。这也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古斯曼对毛泽东思想的敬意大部分是策略性的和口头上的。


　　另一个吸收了毛泽东思想的西方政治组织是美国的黑豹党。1966年，修伊•牛顿和巴比•西尔建立了一个非裔美国人的自卫组织--黑豹党。它起初只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当地店面(临街铺子)活动，但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有了自己的分支和俱乐部(协会)--共有64个俱乐部--几乎遍及美国所有的大城市。对牛顿和西尔有着重大影响的一个人是颇有魅力的黑人穆斯林领袖和黑人权利拥护者马尔科姆•艾克斯，他于1965年被一个“伊斯兰民族”的反对者暗杀了。民权运动曾使非裔美国人对于获得平等权利兴奋异常，而随着这一希望日渐减弱，他们对马丁•路德•金所倡导的非暴力战略的信心也在消减。结果，黑豹党在城镇中的非裔美国人社区中的受欢迎程度飙升。不过，美国联邦调查局对黑豹党成员的迫害也同样加剧。众所周知，埃德加•胡佛曾把黑豹党人列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最可怕的威胁”。


　　从一开始，黑豹党的领导者们就受到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模式的启发。他们认为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当局在本质上是一种“占领力量”，其目标是全面地对非裔美国人社区进行“殖民”--如有必要，并且如同事实所见，会采取武力(达到此目的)。由此，黑豹党人也把自己看作革命者。不过，在早期，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政治斗争的本质(其政治斗争被断定为因种族迫害而展开)超越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常规范畴。在给其斗争寻找理论基础时，黑豹党的领导人，如牛顿和西尔，发现毛泽东的教义非常合适--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位伟大舵手提出的如下观念：在反殖民主义的时代，斗争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第三世界。按照这个视角，“地球上的悲惨者”，不管他们身处何方，都成为了国际革命斗争的新的承担者。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的政治道路与法农的政治道路是一致的。但在黑豹党人的眼中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全球第三世界革命满怀热情这一事实暗示着会出现一种崭新的反帝国主义联盟：由反抗第一世界压迫者的非白色人种组成的国际联盟，第一世界的压迫者身处其位于欧洲和北美大都市的安乐窝中，却悠然自得地榨取着殖民剥削的收益。


　　毛泽东在其“三个世界”的教义中发展出这一崭新的革命策略，它体现了一种在冷战鼎盛时期在概念上重构国际力量平衡的尝试。根据这个理论，作为主导性的帝国主义大国的美国和苏联代表着第一世界，欧洲国家代表着第二世界，而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则构成了第三世界，它们正在展开殊死的斗争以便使自身从西方霸权中解放出来。


　　毛泽东坚持认为解放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得以实现，这一点在黑豹党中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因为在当时，鉴于种族歧视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的持续存在，非裔美国人进入美国政治体系的通道基本上是封闭的。正如一位研究黑人权利运动的历史学家所说的，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黑人住宅区中，几乎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或者更为人所知的《红宝书》。在其自传《革命的自杀》中，黑豹党的联合创建人修伊•牛顿提到，除了吸收法农和切•格瓦拉的思想之外，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是其政治灵感的一个重要来源。牛顿说道：


　　当我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革命而阅读了四卷本的毛泽东著作后，我的转变就完成了……切•格瓦拉和毛泽东是人民战争的“老手”，他们找到了解放人民的成功策略。我们读他们的著作，是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同胞兄弟。那些控制他们的压迫者，也直接和间接地控制着我们。我们相信，要想获得我们的自由，有必要知道他们是如何获得他们的自由的。不过，我们并不想只是“进口”观念和战略，我们必须把我们学到的转化成处在困境中的兄弟们能够接受的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法农和切•格瓦拉都清楚地看到，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不是被任何哲学或纯粹话语而是被枪支(武力)剥夺的。他们遭受了强盗们的抢劫和掠夺，对他们来说，赢得自由的唯一途径是用武力对抗武力。最低限度，这是一种自我防卫的形式……人们尊敬那些拒绝向压迫者的武器低头的人所展现出的力量和尊严。尽管它可能意味着死亡，但这些人会战斗，因为有尊严地死去比耻辱地活着更值得追求。


　　不大为人所知的事实是，毛泽东曾亲自努力开拓渠道与黑豹党进行联系和联合，他认为黑豹党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不可缺少的同盟者。早在1959年，毛泽东就邀请杜波依斯在中国庆祝其90岁生日。对于这样一个邀请，这位刚被自己的祖国宣判为公敌的非裔美国领导人，是很乐意接受的。4年后，就在1963年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华盛顿大游行之前，毛泽东发表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讲话，为非裔美国人为反抗美国政治体系持续的非正义而刚刚发起的抗议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1971年，在毛泽东与尼克松举行历史性峰会的前一年，也就在亨利•基辛格探访中国的使命刚刚结束后，毛泽东邀请了修伊•牛顿和其他黑豹党领导人访问北京--当时，该组织的成员因政治迫害以及联邦调查局一手策划的大量“卑鄙伎俩”而数量骤减。黑豹党的访问发生在中国的国庆节10月1日--这一节日是为了纪念1949年打败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胜利。一个目击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挥舞着红旗为黑豹党人欢呼。革命戏剧团、民族舞蹈家、杂技演员和革命芭蕾舞演员在表演节目。大幅的红旗上写着‘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消灭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在官方举行的国宴中，第一夫人江青与黑豹党人坐在一起。”在《革命的自杀》中，牛顿反思了他1971年的中国之行，回忆说此行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消失了，我能够成为我自己了，不再需要防范或伪装，也无需辩解。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绝对的自由--完全从我的同类中解放出来。”


　　伴随着60年代的发展，欧洲的左翼人士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中国人的如下观点，即苏联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转而支持更保守的“和平共存”战略。结果，他们对毛泽东理论的兴趣也相应地提升了，毛泽东的主要观点似乎完美切合了全球反帝斗争中的主导性心理。同样，激进左翼也意识到欧洲的政治形势已经与毛泽东在30年代和40年代被迫面对的情形大为不同了。因此，问题不再是是否要逐字照抄或囫囵吞枣式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而是如何有选择地将其运用于欧洲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毛泽东的影响”也就意味着提及一种政治现象，其后果可能是--也常常是--极其多样化和散乱的，这取决于所提及的情境的具体性质。在很多此类情形中，不是毛泽东学说的文字而是其革命精神产生了影响。


　　我们再转过来看一看德国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看到了所谓“K组织”的扩大，其中的“K”代表“共产主义”。很多这样的组织公开宣称是信奉“毛主义”的或者亲中国的。部分原因是，被毛泽东思想的信条所吸引关系到这些组织在政治上的存亡，因为“德国应急法案”从60年代末开始生效，亲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KPD)已经被查禁了。德国激进分子涌向毛主义的其他原因是他们对那种在民主德国占主导的、经由独裁主义-官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信任。对于德国的左翼而言，抛弃苏维埃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意味着毛泽东思想是所剩无几的切实可行的激进政治选择之一了。否则，左翼就可能会面临被历史抛弃的危险。


　　同样，德国K组织能够保持的政治吸引力就很小了。他们中的很多组织都是以地区为基础的，常常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吹毛求疵和紧张的政治内斗而受到困扰。结果，他们通常似乎更关注于导致两败俱伤的教条上的争端和解决内部纷争，而不关心与全球帝国主义或者国际资本主义作战的问题了。

　　三、巴迪乌与齐泽克：当今两位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西方思想家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两人之间存在着较长的时间间隔，阿兰•巴迪乌和斯拉沃热•齐泽克这两位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的领袖人物，都可被描述为毛泽东思想的热情拥护者。


　　在20世纪60年代，巴迪乌还是共产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从1966年开始，该地就成为了法国学生中毛主义的温床。在弗朗索瓦•多斯的重要著作《结构主义历史》中，巴迪乌讲述了他在60年代早期亲历的阿尔都塞和萨特之间发生的一场令人记忆深刻的争论。根据巴迪乌的看法，阿尔都塞很快就击败了那位法国存在主义的创建者。在那个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巴迪乌都隶属于一个小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法国统一社会党。不过，在“五月风暴”的影响下，巴迪乌将他的政治忠诚转而投向了那股“来自东方的风”--毛泽东思想。显而易见，巴迪乌与占主导的毛主义学生组织--无产阶级左派(GP)保持了距离，因为在巴迪乌看来，这一组织中的左派并没有表现出充足的革命热情和使命感。当五月风暴的余烬彻底熄灭后，前马列-青年共产者联盟(UJC-ML)的毛主义者与“三二二运动”的成员(这些人的基地在楠泰尔，五月风暴就爆发在这里)实现了力量联合，构成了无产阶级左派。这种合并的结果之一，就是毛主义者为保持时代的精神和60年代“青年文化”的优势，开始对“力比多政治”(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以及更为广泛的--用福柯的话来说--“一种不同的身体与享乐的经济”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大于对革命纪律和夺取政治权力的兴趣。在巴迪乌眼里，法国学生中的左派对于自由主义目标的全身投入与危急的政治任务的严重性是不相容的。因此，他开始组织自己的毛主义政治小团体(UCF-ML)。在其达到顶峰之时，巴迪乌的组织所拥有的成员也没有超过80人。


　　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同行者”不同，巴迪乌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与文化大革命的联系一直没有动摇过，尽管这种联系产生的价值或许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把文化大革命看作革命普遍主义的一个范例，因此，它与包括雅各宾专政、巴黎公社以及1968年的五月风暴在内等一系列典型的革命“事件”是一致的。巴迪乌在其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主体理论》(1980年)中就详细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及其成败。他的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是，从一个反政府主义者的思路来看，国家和政党总是冒着削弱民众解放热情的危险。在《共产主义猜想》中，巴迪乌从共产主义历史的角度赞扬了文化大革命，它是“第三条道路”的典型代表，或者是斯大林式的过度专制与所谓资产阶级走资派(他们迅速壮大的影响迫使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官僚主义侵蚀之间的中间道路。


　　在这方面，巴迪乌力求保持对作为延安共产主义支柱之一的群众路线的信念。群众路线是一种认为革命群众自身即是衡量政治真实性的标准的观念，因此，党的首要角色必定是政治的促进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导者。巴迪乌的观点受到了在五月风暴中出现的直接民主精神的影响。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在巴迪乌的眼中，他相信他一直忠诚于由毛泽东在1966年3月宣布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初精神：“我一直赞成，不管何时，中央机关如果做坏事的话，就有必要让地方起来造反，反对中央。”事实上，巴迪乌相信他比伟大舵手本人更忠诚于延安共产主义的理想。大约从1968年起，毛泽东得出结论说有必要让人民解放军参与进来，以便恢复秩序，控制红卫兵的过激行为。


　　遵循同样的精神，巴迪乌在其对于20世纪普遍主义遗产的反思--如《世纪》与《共产主义猜想》中，为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同情性的辩护。巴迪乌认为，尽管存在各种挫折，共产主义运动仍是上世纪政治的“高水位线”。他在《世纪》中解释说：“20世纪的历史宣称，不会再有失败了，胜利的时代来临了。获胜的主观性使所有明显的失败失去了效力，因为这种主观性不是经验性的，而是建构性的。胜利是决定失败自身的先验性主题……紧随1917年的十月革命，发生了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以及阿尔及利亚的胜利和越南人的民族解放战争，它们共同构成了对该主题的一种经验确证并使失败走向了失败，纠正了1848年6月的惨案或巴黎公社惨案。”


　　巴迪乌把他对普遍主义的捍卫看作是在政治上反击了那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式后现代犬儒主义的腔调--这种犬儒主义广泛认为普遍真理是不存在的，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仅剩的政治要么是身份政治，要么是极其具体的地方式的争斗。


　　在为共产主义进行的辩护中，巴迪乌和齐泽克做了相同的事情。在西方的青年人当中，他们的理论聚集起了大量的追随者，因为他们为“共产主义假说”所作的有力辩护被广泛视作抵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灾难的有效堡垒。在这方面，他们受欢迎的原因似乎与中国新左派受欢迎的理由类似。作为回击，人们可能会说，他们为共产主义所作的辩护完全是抽象的，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存的政治现实。在19世纪时，马克思构思了共产主义的理念，他的学说有着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但并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他所说：“这个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当代欧洲社会主义政党承担起了这场斗争的任务，并且努力去争取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成功。


　　相反，巴迪乌和齐泽克所拥护的观念上的马克思主义，似乎只是姿态性的或者口头上的--只是假装要走向共产主义。与马克思的分析和预言不同，他们的共产主义观念没有实质地指向阶级。毕竟，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直接预言还没有过时。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在哲学上的卓越见解所表明的那样，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统治的根源不再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样，只是与阶级或工作场所相关的问题。结果就是，出现了新形式的斗争和对抗，这些新形式与性别、种族和文化统治相关。传统形式的共产主义假说不具备足够的灵活性以便恰当地处理社会控制的这些新的表现形式。


　　这样的一些思考提出了“为了谁”的问题。巴迪乌和齐泽克所拥护的新的毛主义路径到底是为了谁呢?或者说，他们的观点主要是一种理论上的姿态和知识的自我扩充?由于这两位思想家都坚定地否定了政治上的折中方案，比如，那些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相一致的方案，因此，人们不禁要问，在他们心中，谁的利益是首要的?是那些正在进行斗争的民众和那些被社会排挤的人，还是他们自己的自我提升?


　　考虑到巴迪乌作为政治斗士的经历，就他的情况而言，上面所提问题的答案应该不是模糊的。作为一个自称的“柏拉图主义者”(当然，对于一个自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说法)，相互抵触的“事实”和不利的政治环境对他来说并不起什么作用。无论如何，他固执地坚守着对新共产主义的忠诚，把它看作一种政治的“真理程序”。


　　相反，齐泽克作为全球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典型代表，或许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一位批评家讥讽性地说道：


　　齐泽克的视野……缺乏确定内容--很适合一种以不断产生新商品和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所有一切都应该与以前的东西不同……齐泽克的这种无形的激进主义极其适合于那种被自身的脆弱性刺穿了的文化……只有今天存在的这种经济才能产生出像齐泽克那样的思想家。齐泽克所扮演的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是伴随着作为现行资本主义扩张模式一部分的媒体工具和名人文化而出现的。


　　在知识的过量生产带来的巨量成果中，齐泽克对现存秩序进行了空想式的批判……(该批判)同时复制了他在资本主义运作中觉察到的那种强迫性的、无目的的驱动力。通过无休止地重复描述那种本质上空无一物的幻象，而获得一种欺骗性的内容，齐泽克的研究……最终是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