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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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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6 13:27: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6-3-26 13:35 编辑


【接上期(一)】


许瑞 2016-03-26 08:12 来自 文化课




个性诉求与自由空间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教授通过举例说明了“人文”对于学科个性与学校个性的塑造。学校的人文向度的问题,归根到底,一方面是一种“人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方向,通用性比较低,由此可以展现为个性;另一个就是学校的人文气氛,这可以成为学校的个性。


对于后者,虽然当今大学在趋同化,但曾经的大学,都形成过相互的咬合关系,在不同方向上发展,也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和处事风格。对于前者,过去和现在的学者和学术环境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今资本主义学术大工业的潮流中,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以致进入“网络学术工业”。


之前的学者是手工艺人,而现在是很大程度上是工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他从教学中的体会出发,认为当代学术文体的单一化对学术个性的丰富和饱满也是非常大的伤害。不同的学术文体承担不同功能,本无高低之分。但现在的要求使得很多人放弃了锻炼其它文体写作的机会。在这个时代,学者能做的,就是坚持学术理想过自己的生活。同时,对下一代的年轻人,需要我们在可能条件下去保护,并给他们尽可能多的自由空间。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陆胤博士从“看得见的制度”入手,来回归“看不见的精神”。他认为,这二者在北大是密不可分的。而看得见的东西,一个是空间,一个是空闲。从创校以来到现在,空间问题一直是北大的难题。不同时代的风景构成的北大认同是不一样的,反映了不同时代承载的北大的理想。现在北大的空间变得更加拥挤,而“思想者的孤独”变得非常昂贵,这份孤独需要一些风景来涵养。


如今,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格子,可能是实验室、宿舍,但唯独缺了一条可以游荡的小路,缺少可供学术交流和情感投射的公共空间。与空间相关的另外一种诉求,是空闲。北大本来以闲著称,但是北大的“闲”更多是“闲世人之所忙者,方忙世人之所闲”。北大的“闲”背后,其实有一种选择和眼光,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值得做。


那么,从“看得见的北大”回到“看不见的北大”,北大在哪里?陆胤引用周作人的文章《北大的支路》说,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因为北大不做别人所做的,而做的是别人所不做的。现在我们是支路,到了别人的主路走不通,自己的支路就变成了主路。


回到人文学的主题之一“闲”,陆胤指出,“闲”是和中国的人文最贴合的特性和气质。严格的时间控制和计划可能会使传统学问的本质丧失。“空闲”的人文学可能会纵容某些懒惰,但是这些懒人是必要的代价,因为少数勤奋者获得创造的突破,同样不能被物理的时间与空间局限。作为被挤压的“青椒”一代,自己更要强调空间和空闲。北大的人文性格还是要在百忙中抽点时间,保持某些不合时宜的理想。


人文学科在当今大学中的处境


老师们依次发言之后,陈平原老师进一步延伸讨论,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在人文学科受到广泛挤压的今天,人文学科是只能在边缘发声,还是可能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其二,如何回应社会对国家以资金支持人文的“悠游”的质疑?其三,针对“悠游”可能造成的偷懒现象,如何在悠游和管理之间保持平衡?其四,如果以人文学“看不见”的精神引领大学,那么如何应对“看得见”的排名可能的下降?总的来说,面对变化的外在世界,面对变化的大学,人文学科应当如何自处?


王汎森先生认为,从中古到现在,大学的性质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直到德国的大学改革后,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才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当今排名的风气和产业化的趋势的确不利于人文学科的发展。许多机构用以排名的衡量指标都是非常独断的,并不具备高参考价值;而大学将“产业创新”做为自身的主要功能,这一转换常常是消耗性的。


因此,王先生认为一些评价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盲目地重视排名还可能支配学术的研究方向和资源调动的方向。而在这些问题面前的保留,就是拒绝助长这一风气。这不是一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很多文明面临的问题。指标不能作为全民运动和导向,根本在于学术的未来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规划和掌管的。如果学者的水准不够高,自然是不能服众的,不待指标进行说明。


渠敬东引用费孝通《皇权与绅权》中“政治守政统,士人守道统”,点出学者持守道统在当今体制下的重要性。政治的归政治,学问的归学问,学者的职责不是全盘考虑可能的行政问题。杨立华老师认为,“人文”作为北大的概念内容并非现实运作的基本条件存在,人文学科不能接受降格。


对于“偷懒”的问题,赵世瑜老师回答道,在一个有自信的大学里,真正好的成果往往是极少人做出来的。除去偷懒的少数,大部分学者始终在不懈的研究或者教书育人,发挥自己的长处。王风老师接着提出,制度管理的问题并非一个绝对的对错问题,但是要反对以看得见的成果论英雄,是因为很多表面上很快出成果的都未必能持续。精神上的自由和悠游不是学术上的不努力,而是学者需要在相对自由的空间做自己的事。


座谈会的最后,王汎森先生总结道,人文的“用处”,最重要的恰恰在于“说不清楚”,正如大象是不能举起自身的。比如大数据作为资料则可,但无法取代人文的智慧。人文的作用,很多都如章太炎所说,在于扩充人的“心量”层面。每个学科内部都会形成自己的纪律,也会形成自己的口碑。它们并非是抗拒标准,只是天然地抗拒外来的标准要求。在这一点上,人文学科也并不例外。


(作者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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