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一）

爱珍

许瑞 2016-03-26 08:12 来自 文化课

2016年3月8-23日，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应邀做客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以“拓宽思想史的视界”为主题发表三场演讲。除此之外，王汎森先生还与陈平原、赵世瑜、杨立华、渠敬东、王风和陆胤等北大中青年学人进行了一场名为“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现代大学的人文向度”的座谈会。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主持本次座谈。

王汎森（中）

王汎森先生长期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视野宏阔，倡导大学应以精神至上为标的，以风气引领为理想。此次北大讲学，他提议的座谈会主题“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见的北大”，带给人丰富的思考空间。在座谈会开始的基调演讲中，王汎森先生介绍道， 他选择的这一题目脱胎于1903年，心理学家、教育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s James）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真正的教会，是看不见的教会；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

王汎森先生指出，威廉·詹姆斯用“看不见”（Invisible）一词形容哈佛特别好。对北大而言，亦是如此。他回顾了从民国以来的一段很长的时期里，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北大所扮演的角色。大学是养成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养成官僚的地方，这一风气由蔡元培先生首倡。而北大成立各种的研究会，也一起带动了新的风气。看得见的北大固然重要，但纵观北大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担任的角色，其对社会风气的带动和塑造这些看不见的部分，奠定了北大毋庸置疑的地位，这些都无需用指标化的数据来论证。

之所以来到北大，需要向北大的深厚传统和人文向度致敬，是因为他对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指标化运动感到忧心。大学排名指标化的风气，已遍及全球，不独一地一校为然。借这次座谈会的契机，王汎森提出了自己对这一现象的反思。首先，当前对大学排名的过分重视可能会使人文学科庸俗化，因为人文气质不是过度僵化、简化的指标能够涵盖的；第二，各类评选指标对文化关注向度的筛选，使得知识分子为了满足国际学术社群的需要而过度倾向它们，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造成了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疏离。

除了自然科学化指标对人文学科的侵蚀，大学过度产业化的倾向也让人文社科院系处境难堪：技术化的处理方式与态度，侵蚀着自由的学术和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在当今学界的巨大压力之下，反而更不容易产生伟大的学问，因为伟大的学问出于对知识的真挚追求，不是简简单单用客观化的指标衡量出来的。王先生总结道，他心目中有人文素养的大学，要让人文知识扩及每个学生，带动一种“学风”，而学校则应当为此提供适当的资源，如同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在标举一种价值，造成一种学风。

人文的精神气质

中文系陈平原教授长期关注高等教育史和大学改革进程，著作颇丰。在回应发言中，他通过回顾北大近十几年的发展历程，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大学建设的思考。“好大学是以故事而不是数字著称的。有故事的大学是好大学，体现一种精神的故事，才能代表大学的追求。”

作为话题（而不是具体专业问题）的大学，其精神气质必定是人文的。北大尤其在对中国思想进程的塑造中功不可没。“大学不是放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的。和工厂不同，它不是能够直接移植的，而是顺着土地、水分、阳光逐渐生长的。倘若我们将北大改造成为一所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学，但却与中国的历史进程无关，那么这样的北大算不上成功。”然而，如今的人文学科在大学中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所以，作为人文学者，要能够大胆地、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科的优势和贡献；与此同时，还要在实用性学科在综合性大学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找准人文学科的定位。人文学在大学的位置，就是大学在社会中的位置。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杨立华教授就“人文向度”讲出了自己的体会：人文应该是北大的目的，而不是条件。人文作为不可或缺之物，包含在“北大”的概念当中。而北大一直以来的精神，就是“不苟流俗，狷狂自任”。最后，杨教授指出，北大虽然从建制来说是西方化的，但扎根于中国的传统之中。教育不应该随便发明理念，而是要从几千年来早已探索过的一些教育的基本规律中汲取营养。

《礼记·学记》中“比年入学，中年考教”，说的是每一年有入学的学生，但是考核一定要隔一年才考核，遵循一定的为学次第；另一条“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说的是，在没有占卜之前，是不应该去考察大学的。由此可见，学问需要安静和悠游，是要“养”的东西。这种优游的学问，不为了什么外在的目标，就是为了求知的兴趣。因此，我们对人类最根本问题的思考，在这些问题上做出的每一点突破，都不是能够通过可量化的标准衡量的。

文明载体与理想担当

北大社会学系的渠敬东教授表达了对王汎森教授著作内在观照的共鸣，并指出了北大作为文化理想载体的独特之处，以及具备这一担当的学者所应具有的素质。他认为，在世界化的时代中，不同文明都会讲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理想状态，而北大独有地讲出了一种生活方式和理想状态，成为了一种文明的载体。而大学是否能够担当此任，要看有没有这三种人。第一种是“有志之人”，其学术志向不受金钱等外在条件的干扰；第二种是“有学之人”，有真正“流淌的”学问而非仅仅是“论文作者”；第三是“有趣之人”，即能够不同于流俗，自得其乐之人。

可见，人文是某种精神状态和文化状态，否则北大不成其为北大。我们读前人的书，能够体会到前辈们的学问与心态是相关联的，这才是北大应该有的学者。然而到了今天，“眼光冷漠，口吻冰冷”的学者却难以产生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体验，陷溺在方法论的泥潭中。而学问的整体深陷方法论泥潭的代价，其结果就是世俗化世界中的精神危机。而只有多读前辈们的书，才能重新体会到人文的温度。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赵世瑜教授则从梳理历史中大学的“理想”与“现实”的激荡入手，对人文的意义做出了诠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过去还是当下，大学的职能总是被不断地追问着，而以后还将不断地问下去。为什么大学受到如此重视？以美国为例，上世纪初，美国在电气化时代获得了长足进步，也开始追求在世界上发声，与欧洲抗衡；后来一战后美国地位提升，而二十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在二战后的黄金时代，是更努力地追求世界霸权的时代。

可见，在时代、国家、社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需求时，大学都仿佛有了某种朝向“理想”的动力；但是，其中包含的危险，也可能使大学和自身的理念背道而驰。赵教授认为，应该有一个对于“看不见的北大”的理想追求，但是我们要做的，可能要从看得见的北大入手。比如要求自由宽松的讨论场地。而“看不见的北大”在很多时候体现在一位位潜心读书的北大人身上，其精神还需要我们努力体会、继承。

【未完，请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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