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有一股子精神

爱珍

2016年03月24日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撑起一片天空（油画）王泫今

作者：王殊（王殊先生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前些天，《朝花》　的老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今年是《朝花》副刊创刊的六十周年，我过去在这个副刊上发表的文章不少，要我写一篇文章作为纪念。实际上，我同上海《解放日报》的关系比《朝花》副刊还长得多，甚至可以追溯到研究这张报纸创办的时候。

当时，我是新华社驻三野总分社的记者。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不久，三野就在山东曲阜多次开了动员大会，计划发起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并且同地方商量挑选干部成立接管大队，准备在上海解放后接管官僚机构和企事业单位。我记得，济南的《大众日报》分工在上海解放之时立即创办一张报纸。《大众日报》　的领导担心到时人手不足，又不熟悉部队的情况，请三野总分社的副社长邓岗同志成立一个“工作组”帮助工作，特别是在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邓岗同志告诉了我们，并且成立了“工作组”，他兼任了组长。

我虽然参加新华社的工作才一年多，但曾在上海的复旦大学读过书，也是成员之一。渡江战役进行得很顺利，部队立即向上海的四面推进。苏州解放后，我随着二十八军从太仓出发，攻打上海东北郊的刘家巷守敌，经过三天的激战全歼敌人，向吴淞口进发，但敌人抛下很多伤兵和尸体乘船逃跑了。我就告别了部队，按事先的约定到市中心福州路原来的申报馆，向“工作组”报到。当时，我看到《解放日报》已出版了三天，报纸的领导人恽逸群同志等和“工作组”的邓岗同志等都已在工作了。

我立即被分配到“文教组”工作，女组长是徐葆璟同志。第一件工作是与同组的屠培林同志到虹口公园去采访，揭发蒋帮特务解放前夕在那里枪杀包括交通大学的两个学生在内的十多个爱国青年的罪行。几天后，我们又一起到上海唱片厂，采访该厂在上海解放后立即大量录制我国国歌以及八路军、新四军军歌等，以适应群众需要的情况。徐葆璟和屠培林同志都是上海地下党员，解放后参加了报社的工作。几年后，屠培林同志调到北京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担任过多届的驻外记者，可惜他在几年前已不幸去世了。

一个多月后，三野总部要迁到南京去，接替已向大西南进军的二野总部。我们“工作组”的任务已经完成，最后的一个工作是报道三野领导人检阅解放上海的部队和庆祝解放上海胜利的新闻。陈毅司令、粟裕副司令以及部队和地方的领导人都要参加，但当时我们的防空力量不足，担心敌机突然袭击，只能在傍晚举行。正好那天天气阴雨，敌机不敢来袭，不用过于担心了。

我们“工作组”的同志都分乘部队的车辆，以便观察群众庆祝胜利的热烈场景。一路上两侧都挤满了热情的群众，人声鼓声响成一片。军车经过时，他们有的热烈欢呼，有的高呼口号，也有的翩翩起舞，群众组织的秧歌队、腰鼓队和各种各样的宣传队更是在一片鼓声和各种音乐声中跳起舞来。陈毅、粟裕以及党政军民的领导人都站在检阅台上，微笑地看着部队和群众队伍通过。经过检阅台后，我们都从军车上跳下来，跑回报社，向正在等着我们的“工作组”老编辑报告我们的所见所闻，以便编写游行的消息，送给报社的领导人审阅。

我们随三野总部到南京后，同包括《解放日报》在内的上海报刊的来往就少了。不久，又爆发了朝鲜战争，我同邓岗同志和其他几个记者都调到了北京新华总社，几天后我和其他几个记者就到朝鲜前线去了。“朝花”副刊在1956年创刊时，我已从朝鲜回来，又被派到卡拉奇担任常驻记者了。当时，国外工作很忙，而且当时新华社规定，驻外记者一律不准向报纸投稿。1972年我国同西德建交以后，我又调到了外交部工作，写稿的事当然更谈不上了。我记得，上海各报的丁锡满、沈毓刚、徐开垒同志知道我过去为柯灵同志主编的报刊写过稿，都曾写信给我，希望我为他们的副刊写稿。我只能漫应他们可以，但一直没有动手。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粉碎，新华社等单位同意记者可以向报社投稿，我才动起手来，为报社的副刊写稿，并且向他们说明我的苦衷。

时间过得很快，我现在已很老弱了，写得已很少很少了。不久前才知道，当初鼓励我写作的几个同志都已先后去世了。我非常怀念和感谢他们。

想不到，《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已六十周年了，我从书堆中找出了“朝花”五十年周年纪念的精选本，看到了在精选本中我的一篇旧作。当然，我更想起了报社创办之初，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在报社帮助工作的一个多月。当时，报社的人手很少，设备也很简陋。但是，那种上下一心、团结奋斗的精神，令人难以忘记。特别是我，作为新闻写作的新手，同新闻界的老手在一起工作，更是深受教育。报社驻北京办事处在报社六十周年的时候，曾请我们在报社工作过的同志去参加纪念会。很多同志都提到了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我由衷地希望，《解放日报》以及“朝花”副刊能够纪念他们的七十、八十、九十和一百周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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