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改变了我的人生

爱珍

2019年05月26日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张家庆

      1949年，我21岁，正在读东南医学院一年级。因战争即将来临，学校早已放了假。我则因为入学时只缴了一半学费，学校规定不能参加期末大考，所以肯定不能升级了，只能待在家里，准备找个药房做配药工作。那时我住在其美路（今天四平路）南端，平时和几个年轻邻居闲聊，我们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只不过感到国民党宣传的“共产共妻”不可信，否则，为什么解放军节节胜利、逼近上海了呢？

      5月下旬，远处传来隆隆炮声，但不剧烈。5月25日，突然听说苏州河以南已经解放了，真有些不敢相信，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住在马当路、学药科时要好的同学周光，他爸爸周予同是著名历史学家，上海解放后曾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老周在电话中说他们那里真的解放了，解放军晚上都睡在马路边上，还和解放军相谈甚欢，不少人放了鞭炮。我们听了电话很高兴，想我们这里也快解放了，就到其美路上去看看。这时候，刚好看到两个解放军战士从头道桥上走下来，我们拍手欢迎，正想上前和他们说话时，却突然听到两声枪响，吓得我们逃回了家。说明当时还有国民党军队躲在附近。

      5月27日，全上海解放了。这时，我们学药科时的另一个好朋友老吴找到了老周。他已经改名吴昌藩，那时是解放军某野战医院的药材科长。我们三人见面非常高兴，因为1945年药科毕业时，日本侵略者尚未投降，老吴只跟我们说去做生意，其实他是去苏北加入了革命队伍，以后又到了解放军医院药材科。这次老吴是来上海釆购药品的，他听说我以后不能继续学医，只能再回药房配药，就说像你这样的学习水平，不继续学习太可惜了，我介绍你去我们新办的医学院吧。他写了一张条子，叫我到苏州沧浪亭去考试入学。

      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听到这消息，也想去。两天后，我们近10人一起到苏州找到学校筹备处，经简单考试体检，就入学了。该校几经改名，后定名为第二军医大学（现更名为海军军医大学），这才使我迈出踏上革命之路的第一步。那时是供给制，没有薪水，发衣被等生活用品，每天还要打绑腿。我们上海去的人出了不少洋相。开始吃饭时看到饭锅里的米饭是黄色的，以为是蛋炒饭，就拼命往碗里盛，吃到嘴里才知道是小米饭。

      那年的八一建军节，我校在苏州某剧场开了庆祝会，次日晚上，我们乘闷罐车到了上海老北站。半夜里，我们上千人打了背包，从车站步行到五角场原国民党国防医学院的空房子里，途中只在大八寺（现已改名为大柏树）休息了一刻钟。大家很疲乏，只觉得五角场很荒凉，大多是农田，房子很少。以后住下来了，才了解到这些房子基本上属于三个大单位，其中一个是原国防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房子，另一个是江湾机场及下属人员的房屋。但这两个机构的人员早已包下轮船，把所有一切打包到台湾去了，连条凳子也没有留下。第三部分是另外几幢比较好的房子，是1929年起国民政府被外国租界逼得在这里建立“大上海计划”造的。当年的市政府大厦现在变成体育学院，市医院即今长海医院最老的一幢楼，市博物馆则是如今长海医院的影像楼，市图书馆即今杨浦区图书馆，市体育场便是今江湾体育场，还有很少被人提及的市卫生防疫站楼(在今中原路)。市小花园则在今天的长海新邨内，当时园内小湖的水很清，通虬江，有很多蟛蜞。另外，还有不在计划内的飞机楼。至于马路，虽然没有全部造好，但都计划了路名，东西向的用政字头，南北向的用国字头。虽然不全是柏油路，但泥土道是有的。我们作为学员，5年中曾经住过现在的翔殷路、政通路及现在的药学院等三地。政通路的房子完全是一栋栋日式两层小洋房，我们几个人住一栋。

      因为才经过战争不久，上海解放初期五角场很少有老百姓。即使是美丽的叶家花园（即今肺科医院）也是空无一人，可随意进入。上世纪50年代初，那里才逐渐有了公共交通，主要是60路和55路公共汽车，都是以五角场作为终点站。我们星期天请假去市区回来，下了车为赶时间，只好花钱坐在人骑的自行车后面回宿舍。以后市区淘汰了全部有轨电车后，从四川北路底到五角场曾开通过3路有轨电车，但是几年后还是逃不了被淘汰的命运。很长一段时间里，五角场最好的商店是朝阳百货商店，要买好一些的东西还得去上海市区。五角场有今天这样的繁华，对我们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不过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70年前那一场解放上海的战争，也是他们想象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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