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线二代回忆:在当地引领时尚 回到上海后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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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1979年六一儿童节，叶敏洁与小伙伴表演节目。

　　
        在上海看的东西多
　　小三线二代：朱祥，1969年3月出生
　　在上海读了一个学期，成绩都是不及格
　　在上海的时候父亲在锅炉厂，母亲在纺织厂工作。1960年代，毛主席说要搞三线建设，父亲报名参加，母亲就跟着一起去了，去的时候把房子交还给国家，孩子的户口全部转过去。
　　我1969年3月出生在杨浦区妇幼保健医院，满月之后父母带到到安徽的小三线厂——联合厂里去了。
　　我们厂在宁国的霞西镇，边上都是山。工厂建在山坳里，生活区离厂区有三四公里路，父母上好班后回来，要走一个多小时。阿拉小囡就待在生活区，学校食堂都有，到吃饭的点了就去食堂买饭吃，去澡堂洗澡，去开水房泡水。大人都要上班，小孩没人管，都是大的带小的，小的自己乱玩。姐姐说小时候，她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后来我长大一点了，就自己去爬山，玩水。那些山都老吓人的，一座接着一座，很容易迷路还有蛇。水里也危险，时时听闻有小孩淹死过。父母规定，不允许去，夏天只有水里最舒服，小伙伴一招呼就走，根本管不了。我现在游泳还不错，能在单位里比赛拿一些名次，就是那时在山里瞎学而养成的爱好。山里有河有水库，胆子大水平高的人就到水库区游泳，刚开始不会游泳，有一次被小伙伴们拖去水库玩，去玩时人家就给我一个球玩玩，会游的小伙伴都扑通扑通入水，我被小伙伴吸引住了，居然抱着球往水库中央去，我脚牙子乱蹬，发现已经到了很深的地方了，不禁吓出一身冷汗，赶快游回去，上岸后半晌不敢回神，10米深的水如果一失手人就没了，吓得以后学会游了才敢再入水库。有的小赤佬胆子大，学人家跳水，我在下面看，跳下去的时候头离石头只有5-10cm的距离，真的很危险。
　　厂里办了幼儿园，挑了一些工厂职工做保育员；小学，一开始是去当地学校读的，阿拉小三线职工子女吃肉馒头，当地小赤佬都是吃淡馒头的，但是他们力道比阿拉大，打架打不过他们，后来厂里自己办了子弟学校，阿拉就到那里去读了。在小三线职工中，跟阿拉家里一样，全家都在山里的人家并不多，有的小朋友读了一个学期就回上海了。我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搞了很多关系，让我去上海读书，借住在大阿姨家。
　　到上海去读书很不习惯，在山里读书我常常考前三名，到上海后就乱套了。学习量太大，每天作业做到九十点钟都做不完。住在亲戚家里也不习惯，大阿姨家房子只有十几个平方米，家里有五个孩子，睡觉都没地方睡，要在阁楼上再隔一层出来，我爬到那个三角里去住。他们对我都很好，但住在人家家里总还是有拘束，感到压抑，不自由。读了一个学期放假回去，爸妈厂里的人问我读得怎么样，我说蛮好，其实啊，成绩都是不及格。我跟父母说，不好再去上海读书了，再读下去要傻掉了。
　　其实，当时父母要把我调到上海读书的时候，我是同意的，因为我对上海很向往。在山里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吃好晚饭，大家都在家里休息了，我睡不着，想找小朋友玩，可大家都说不出来了。偶尔有场篮球赛，算是最大的娱乐了。小孩子没有娱乐也没有玩具，小时候我喜欢航模，但山里没有条件玩，我想要一些机械工程的玩具，只能靠爸爸从上海给我带。在山里小赤佬能玩的东西只有爬山，在圆珠笔芯里装野果子，把它们弹出去，其它就是刮骨片，扔砖头，打弹子和斗鸡，或是用自行车链条做成枪，把火柴头上的白磷倒进去，当火药打。小赤佬们白相老野的，刮骨片的时候很容易吵架，吵得激烈的时候就会用柳树去抽人，我一个邻居不伙伴差点被我抽瞎掉，而我自己眼睛不好，也是被人打的，当时我们一群人用石头丢人家门，被人打，缝了三针。晚上没事做，每个人做好弹弓，一帮小赤佬守山头，一帮攻山头，受厂里军事化管理的影响，阿拉欢喜白相这种军事化的游戏。阿拉还会去偷老乡的果子，银杏樱桃桃子什么的，有一次偷银杏的时候被老乡追，阿拉一路逃，逃得连鞋子都陷在烂泥里，为了逃也顾不了去拿，往往回去后就被父母一顿暴打。
　　阿拉在当地读书时，当地小孩子会把鸡蛋从家里偷出来二角一个卖给阿拉，阿拉一元钱买5个用手绢包好。当时鸡蛋是紧俏商品，拿回家大人很高兴，有蛋吃，当地小孩也很高兴，有钱用了。大一点了，阿拉也帮家里，到深山老林当地人家那里收鸡蛋。有一段时间最欢喜养蚕宝宝，为了采桑叶会和小伙伴结对到山上去找桑树采桑叶，有次采桑叶回来，路上碰到一堆“牛粪"，不小心碰了一下居然动了起来，一看是条大蟒蛇，吓得阿拉全部尖叫，拼命逃命，连辛苦采的桑叶也不要了。
　　山里最好的事情是看电影，厂里有专门放映队，阿拉小孩就是拿凳子去抢位置看露天电影，一到晚上当地农民也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人山人海。上海只有一有新片子，阿拉那里就能看到，还不要钱，看了打仗片子之后就学，把柳叶做成草圈放在头上，扛着木头枪排成队伍一二三走到东走到西，还有吹口哨做暗号。
　　阿拉这些在山里的活动，在上海肯定是不会白相的，但是上海有很多山里没有的东西。每年暑假，上海有一批小孩会到山里去，而山里有一批人会到上海去。我有很多照片都是在上海拍的，在上海看的东西多，玩的东西多，老开心的。
　　全家都回上海，我感到很开心
　　到上海白相我是要的，但是读书不习惯，爸妈没办法，只好把我留在安徽。读初中的时候，阿拉那边所有小三线的厂集中办了一个学校，叫机电中学。大家都是住宿的，厂里有班车接送阿拉。可是学校办了两年左右，就停办了，我怀疑是学校觉得住宿的方式没法管教好孩子。阿拉当时在学校里玩得多野啊，冬天玩火，能把一座山都烧光；寝室里一帮子人把五斗橱的木板拆下来，全部烧掉；晚上肚子饿了，到食堂偷东西吃。都是一群十二三岁，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学校方面可能觉得再弄下去，小赤佬都要读坏了，所以还是每个厂自己办初中，让子弟在那里读书。
　　回厂里读初中的时候，正好从上海分来一批大学生，来教英文，师资力量一下子提高了。以前老师出的英文卷子，我每次都考九十多分。大学生老师来了，说我来摸摸你们的底，看你们的水平怎么样，他出的卷子，我考了27分。那是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惊，于是我天天早上5点起来看英文，老师住在我家对面，有问题我就去问，等到毕业前，他说再摸一下底，我考了78分，而让我佩服的是，这个差不多就是我中考时的分数。
　　当时对阿拉这批小三线子弟有照顾，可以考上海的高中，也可以考中专，我选择了闵行电机学校（现在是上海电机学院），考回了上海。这大概是1980年代初出来的政策，学校开放了，只要去考，就有机会让阿拉去上海读书。我的同学中，有的读了高中，有的就直接读了中专。对我来说，并没有很强烈的要回上海的想法，因为父母都在安徽。不过从小的教育中，父母总希望我们能回上海。在安徽的时候，阿拉必须说上海话，他们不许阿拉讲当地闲话。
　　我姐姐就没有得到考出来的机会，她在当地读好书之后就分配在父母的厂里工作，后来安徽小三线厂全部迁回上海的时候，她被统一分配到大隆机械厂工作，这是大部分和她同龄，或比她年纪更大一点的小三线二代的出路。只是1990年代开始工厂效益不好，厂倒闭了，工人下岗，他们大多再去考驾驶员，去做服务员。我姐姐如果一直呆在大隆机械厂，也会面临下岗的危险，幸好她在工厂倒闭前应聘到了别的单位，早一步脱离了工厂。
　　读书后我开始了独自在上海生活的经历。很有意思的是，在安徽的时候，当地物资匮乏，而阿拉小三线厂，所有东西都是从上海运来的，阿拉比当地人有优越感，吃的穿的，当地人都会跟着阿拉的潮流，阿拉在当地有自豪感。回到上海之后，我却感到有了自卑感。我接触到的新鲜事物比上海人少得多，记得刚读中专的时候，班级里有同学买来法式面包，像棒头一样的，我以前看都没看到过。不过，跟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相比，阿拉的个人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肯定比他们强，比如把阿拉拉到山上，要自己野炊，或是到一个地方，要逃生，阿拉都可以，但估计上海人小孩不行。
　　1986年，父母接到通知，厂里职工符合政策的都可以迁回上海。父母和姐姐先回上海，在上海先租房子，安顿下来。房子租在离厂近的张庙一带，埃个辰光张庙很偏，农村自来水都没有，日常用水都是用井水。我作为家里的青壮年去安徽押着搬家的车回来，全家的家什，装了一卡车带回来。
　　等到1990年，分配给小三线职工的公房造好了，阿拉分到了宝山呼玛新村的房子，有一些人分在闵行、九亭或松江。全家都能回到上海我挺开心的，因为在上海有了家的感觉。
　　坐绿皮车往返充斥我的童年
　　小三线二代：叶洁敏，1975年出生
　　你表现好，就带你去上海
　　爸妈回忆说，当年，在和平电影院，他们这些进厂才一两年的思想积极，表现良好的青年工人被召集起来，领导在前面讲话说：现在要建设小三线，你们就是不穿军装的军人……就这样，在上海链条厂工作的爸爸，在上海凤凰自行车厂工作的妈妈，都去了江西连胜厂。
　　爸妈在山沟里谈了恋爱，结婚。也有一些人在当时没看中谁，耽搁下来，到现在没结婚的都有。1973年姐姐出生，1975年我出生，满月后就被父母带进位于大山深处的工厂。大山沟里有5个工厂，一条河从沟里到沟外将5个工厂连接在一起，也是这5个工厂生产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连胜厂位于河流的最下游，最上游的工厂中有一个炸药厂，其生产后的黄色工业废水直接污染了连胜厂的取水口，当年工厂只能用黄沙和木炭做一些粗糙的过滤处理，很多工人饮用后都生了肝炎。职工担心孩子的健康，很多小孩和我一样都被送回上海。只是我特别想念妈妈，每天都哭，妈妈回来探亲，我就黏住她，不让她走，家里都叫我碰哭精。我很想和爸妈呆在一起，所以他们在我读幼儿园的时候就把我带回山里去了。
　　去山里先要坐绿皮火车，速度很慢，人也很多，基本上没位子坐，只能坐在地上，坐着绿皮火车往返在上海和江西，充斥着我童年的回忆。到了江西，从火车站下来，厂里会有解放牌大篷车来接我们，一路上都是泥巴路，开得很慢，要颠簸4个小时左右才能到。
　　1980年到1982年，工厂从山坳里搬到了弋阳。在新厂，夏天有冰棒冷饮吃，有时厂里用大卡车统一到上海去采购生活用品如彩电冰箱等，厂里有医院有学校，保安工作做得很好，外人进来保安都要详细询问。每家分到的住房也很不错，我们家分到了一套50平方米的2房。连胜厂之前生产军工产品，后来生产飞鱼牌自行车，是江西省轻工厂的两朵金花之一，效益一直很不错，是当地人挤破头都想进的好单位。
　　每年寒暑假前夕我就开始试探爸妈，看是否有机会回上海过寒暑假，他们对我说，你表现好，就带你去上海。去上海对我来说确实是奖励，可以游泳，和弄堂里的小朋友玩康乐棋，去大世界玩，去市百一店买玩具，还有那么多好吃的，鲜奶蛋糕，生煎，小笼，鲜肉包，大饼油条粢饭。奶奶家住在南市区，边上的蓬莱公园有很大的滑滑梯，还有游船，我为了珍惜玩的时间，早上5点就爬起来，跑到蓬莱公园去等着玩。蓬莱公园门口有一条街，白天摆了很多小摊，我就想，上海怎么会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从上海回江西的时候，爸妈会带很多东西，晒干的百叶结，酱油，厕纸，有时甚至连扫把都带去。回到江西的时候就有一种从天上到地上的感觉。
　　如果一直生活在上海，可能活得更轻松
　　其实当时厂里为了保障工人的后勤，做了很多工作。子弟学校没什么老师，教育质量不高，他们就用自行车去和师范大学交换了一些老师来，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读书都还不错。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高中也考上了技校，我很茫然，不知道人生该往哪里走。那是1991年夏天，我们厂是兵器集团，子弟可以去考南昌兵器技校和中专，读好后可以回厂工作。当时还是工厂鼎盛时期，生活条件很好，很多家长都鼓励子女去考技校。我爸犯了难，不知道如何选择，他们当时没有看到过外面，眼界只是在厂里而已。还是学校的老校长给了建议，他姓戴，是老大学生，他对我爸说，还是让你儿子去读高中吧，这条路有得走。就这样，我报了高中，去读了江西弋阳一中。
　　1994年参加高考时的志愿，我全部都填了上海。我自己决定，不是上海的学校我不要去读。在江西，我很羡慕一大家子都迁过来的家庭，过年的时候特别热闹，而我要看到爷爷奶奶只有在暑假。对上海的向往除了是对大家庭氛围的向往外，还有是对发展空间的向往。在山沟里，毕业后除了进这个厂工作外，没有其他选择。我看过爸妈的生活，知道他们想换单位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换部门，这让我感觉太压抑了，我不要这样的生活。在厂里除了机械加工还是机械加工，我会疑惑，难道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东西了？而当时港台的功夫片已经引进来了，我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很大。
　　那个时候大人的心也已经蠢蠢欲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往回走。我读初中的时候已经陆续有人离开了，那时还不是很懂，只知道同学回上海了，消失了。爸爸也动过回上海的脑筋，浦东刚开放，他是电工，应征过几家电力公司，对方都要他，但不可能解决我们全家四个人的户口，所以他就放弃了。
　　后来是妈妈先回了上海，她提前办理了退休，去上海照顾生病的阿姨。在上海，妈妈在自己租住的窝棚里摆了裁缝摊，做点小生意赚钱养家。有亲戚给姐姐介绍了在伊势丹的营业员工作，她也跟着来到了上海。姐姐在厂里的工资是每个月300元，而在上海，工资要远远高于300，这样的情况下，谁还会固守在厂里？那时厂里的人心都涣散了，大家的工作重点不是放在工作上，而是都想着如何回到上海。当时上海在大发展，大量需要机加工人才，厂里的技术人员都是高手，他们以前做的都是武器级别的产品，所以很容易在上海找到工作。也由于各科室的技术骨干力量都走光了，厂里的效益开始走下坡路，以致到了后来，人们说起飞鱼牌自行车，是除了铃铛不响，所有地方都在响，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可惜我高二的时候贪玩了，最后没有考取大学。我跑到上海嘉定读了自学考试的项目。在读书的时候，又有一个政策是，如果读二纺机技校，毕业之后签订服务合同，那么就能让户口落回上海。为了确保让我的户口回来，妈妈让我去读这个技校，当时这个班里都是小三线支内职工的子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契机。如果那样做了，我的人生轨迹应该也就不一样了，后来我没有通过这个方法落户口，我和姐姐获得了商家调动的机会，1997年户口回到上海，1999年父母再通过身边无子女，可以回上海的政策回到上海。1997年，1999年，这两个年份，我记得非常清楚。
　　户口解决了，可以办很多事情，追姐姐的人就更多了，而它也不会再影响我找对象的事情了。
　　作为小三线二代的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我的生活能力和吃苦的精神都是远远超过上海同龄人的，由于从小呆在厂里，我在制造业上的经验也是与生俱来的。不过也有一些糟糕的影响。在江西我被认为是上海人，在上海人家又认为我是江西人，在社会归属的认同上好像总是比别人矮一截。特别是刚到上海来的时候这种感觉很明显，人家根本不当我是上海人，只当我是一个会说上海话的江西人。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也很难融入上海人的圈子，他们对上海熟悉得多，我们彼此很难成为真心的朋友。而在江西人的圈子里，我也融不进去，我加入了一个MBA的江西老乡群，刚开始大家讲点吃的，炒粉炒螺蛳什么的，我还能说说，之后他们开始说江西话，我就没法聊了。
　　这段生活对我的人生观影响也很大，我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底下，所以我就很努力地学习，自学考试，去法国留学，读MBA，一直学到38岁，活得好累啊。如果一直生活在上海，我可能会活得更轻松，更顺一点，不过，谁又能知道呢？

       来源:解放网 作者:顾筝